材料   1642年，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到达中国。1643-1650年，他游历江南诸多地方，致力学习汉文华语，阅读中华典籍舆志，对中国历史文化极富造诣。1650年，他被罗马教廷任命为杭州地区耶稣会会长。

1653年，卫匡国作为天主教耶稣会中国副教省代理人前往罗马教廷为中国礼仪辩护，最后以他的见解获胜。罗马教廷事后颁布敕令称，中国教徒的敬天祭祖尊孔等礼仪只要无碍于天主教的传播均可照旧进行。

1655年，卫匡国用西式方法绘撰、编著的《中国新地图集》在欧洲出版。这是一部完整的中国地理著述。全书内有17幅地图，中国总图一幅，直隶、山西、陕西、山东、河南、四川、湘广、江西、江南、浙江、福建、贵州、云南各一幅，此外，含日本地图一幅。该书双面印刷，还有171面志文，19面目录，可以查明包括长城在内的中国各地城关的经纬度，均按照省份和城市大小排列。在具体内容上，该书不同于中国官私地理志书偏重政治建置的风格；更好地体现了欧洲地理学所主张的综合性学科的性质。《中国新地图集》成为当时欧洲了解中国地理的必读之书，引起欧洲地理学界的重视，一经出版便被译成多种欧洲文字版本，产生了极大的反响。

——摘编自杨雨蕾《〈中国新地图集〉和十七世纪欧洲的中国地理认知》

材料一   1570年，在安特卫普首次出现了名为《地球大观》的地图集。其作品利用大量航海日志与地图资料，采用统一的投影法、比例尺和“一图配一文”规则，获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荷兰人很快效仿这种制图和商业模式，阿姆斯特丹成为后起的行业中心，“地图集”作为一种新型出版物开始流行起来。1594年，法国人莫里斯：布格罗出版了一部国家地图集《法兰西大观》，收录了18幅王国地图，将古代高卢的疆域同当下法兰西的领土对应起来。波旁王朝也在边境省份任命了多位“国王工程师”直接负责地形的勘测，并且配备了专门的地图绘制人员。他们走遍了王国的疆域，绘制了可以准确定位的地图，还形成了许多文字报告和图集。

——于京东《图上的“国家”：西方政治史研究中的地理学叙事及其变迁》

材料二   清末以降，采用西方印刷技术的新式地图，逐渐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启蒙与“出版救国”的重要媒介。20世纪初，商务印书馆开始涉足地图出版领域，特别是伴随“癸卯学制”的颁行，为配合中小学“最新教科书”的编辑与发行，相继译印，《西洋历史地图》《瀛寰全图》《万国典图》等教学地图，颇受当时中小学教材市场的欢迎。同时，感于“日俄开战，于我国关系甚大”，于1904年出版发行了《最新满洲朝鲜地图》，成为清末较有代表性的时务地图。

——李鹏《清末民国商务印书馆地图出版述论》

材料   与以往的宗教题材或宫廷绘画不同，17世纪荷兰出现了很多现实主义风格的绘画作品。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阐释欧洲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