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高祖制定了重农抑商的政策，不许商人穿丝制品、操兵器、乘车骑马，不许他们做官，加倍征收他们的算赋。但是商人通过囤积居奇，操纵物价，用高利贷盘剥农民，成了富人，他们用钱财结交王侯，抬高了社会地位，以至文帝时出现了“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的严重形势。针对这种情况，文帝倡导以农为本，进一步推行“轻徭薄赋”和“约法省禁”的政策，给农民一些经济的实惠，减轻政治的压迫，增强农民阶级对抗土地兼并的能力，以保护封建的农业经济。

——摘编自张大可《论文景之治》

材料二   汉文帝稳定政局、约法省禁，为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安宁的环境。他避免战争，节制兴建，节约了国家开支，减轻了人民的赋役负担，从而调动了人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此外，他实行“入粟拜爵”另开财源，以减少算赋，免收田租，让农民休养生息。在工商业发展上，汉文帝时政府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这样，最终财源得到扩大，富国富民的目标得以实现，文景盛世得以出现。

——摘编自艾声《汉文帝与“文景之治”》

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曰：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察访查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既焚书，恐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而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令冬种瓜于骊山陵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视之。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弩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

——卫宏（东汉）《诏定古文尚书序》

昭王曾孙政并六国，称皇帝，负力怙威，燔书坑儒，自任私智。

——班固《汉书·地理志》

从历史逻辑来看，留意于仁义之际的儒生与秦所奉行的法家治国理念并不兼容，秦帝国建立后，儒生集团与秦始皇龃龉不断，将“坑术士”理解为坑儒也更符合历史逻辑。

——白效咏《坑术士“新证”》

“史料互证”是一种历史研究方法，通过对不同的历史文献、资料进行对比、交叉验证，以寻求历史事件的真相或更准确的解释。上述各则材料能否形成互证，证明“坑儒”的客观存在？

材料一   秦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灭义渠后在西北地区设陇西等三郡；开岭南，在南越之地设置南海等郡。汉王朝亦然，在匈奴故地陆续设立敦煌郡等，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西域都护是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立的最高军政长官，其主要职责是维护当地秩序，保障丝绸之路的安全和畅通。秦从匈奴手中夺得河套地区后，就以“益田一顷，益宅九亩”的“拜爵”方法，将数以万计的中原汉族军民“戍以充之”，迁去开垦土地。有汉一代，更是大规模实行屯田戍守、徙民实边的政策。自汉代起，“汉人”作为华夏民族的称谓已为境内外普遍接受。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的融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内地居民迁往边地，对这些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摘编自徐杰舜《秦汉民族政策特点初论》

材料二   随着汉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大批累财巨万的富豪，越礼僭制便成了他们自觉或不自觉的行动。“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贫民走投无路，只好聚而为盗或揭竿而起。西汉统治者决定严格礼制，擅过则责，位僭则诛。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则不逊，不逊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其后霍氏诛灭。汉文帝强调：“上节用则国富，君无欲则民安”。朝廷采取抑商的手段，迫使商人放弃对奢侈品的经营，并引导他们归之于农，以维持生产与消费的平衡。考核各级官员时，把为政清廉作为升迁的重要条件。对于普通百姓的俭朴行为也予以褒奖，立教乡里，劝善纠恶，抑奢祟俭。

——摘编自仝晰纲《简论汉代抑奢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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