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战国时期，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官僚制度逐渐形成。为适应行政管理需要，大量复杂的公文及其制度随之产生。秦汉公文无论类型、运转程序及制度规定都为中国古代公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皇帝御用文书最为重要，具有法律效应。起初，丞相、御史府起着中央文书上呈下发的核心作用，“尚书”最初只是宫中掌管文书的小吏，但尚书是皇帝身边公文上呈下发的关键，其后因为处于政治信息的枢纽而日益重要，西汉晚期以后，逐渐号称“百官之本，国家枢机”。郡县是公文的转承、发布和执行机构，上计文书是联系中央与地方的重要公文之一、《后汉书》载，桂阳太守卫飒在境内“列亭传，置邮驿”。同时，秦汉公文文书繁多庞杂，干扰正常行政管理，一些官僚机构用文书欺上瞒下，流于形式而不解决实际问题。

——改编自卜宪群《秦汉公文文书与官僚行政管理》

材料二   隋朝，建立了沟通全国的四通八达的驿道，文书的传递、物资的运送以及官员的公事往来都得到了妥善地解决，其后文书传递日益精细化。

唐朝，吏部选拔官员更重视文书写作能力，“身言书判”择人四法，多与之相关。所有文书都必须详细登载印发时期，而且要定期归档，以便回溯。

宋朝，皇帝通过章奏处理走到了政务处理的前台，宰辅则逐渐成为皇帝处理政务的助手。

明朝，朱元璋平均每天要处理200余份公文；六部及诸院、监，多以皇帝及上司批准的文本作为处理公文的标准；州县政府依靠文书维持运行。

清朝，雍正强调密折是臣僚和自己沟通的绝密渠道，看重其密、速、详。

——改编自刘杰、黄维庆《“以文书治天下”——一个政府史的考察》

材料一   中国古代公文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殷商甲骨卜辞中已有“令”“告”“册”等公文雏形，西周出现“命”“诰”“誓”等王命文书，分别用于授官赐爵、发布政令或训诫臣僚、征伐誓师等重要活动。但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公文文种及数量还很有限，较为系统的行文关系尚未形成。

——摘编自何庄《古代公文文种变迁原因探析》

材料二   秦统一中国后，就推行了“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制度，至此，上至帝号、皇帝活动、王侯官员，下至百姓，都有了统一称谓，各异的文字书写也统一为更加简洁的、能够更好适应庞杂公务的隶书，由此，上下一致的文书话语体系开始形成。隋唐时期，文书制度依托于三省六部制，发展出了相对成熟的制作规程、审核机制和运行流程。无论是“三省”之间的权力分工，还是执论制度、避讳制度、平缺制度、贴黄制度等，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规范。《唐六典》中规定：“凡文案既成，勾司行朱施讫，皆书其上端，记年、月、日，纳诸库”。任何诸如随意改动、漏发错发、弄虚作假、盗用泄密等行为，皆会依据法典被施以惩戒。

——摘编自周光辉等《从文书行政到文件政治：破解我国规范治理难题的内生机制》

材料三   信息是历代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事关重大。宋代在信息的搜集和处理上，除章奏、面奏等历代类似的制度外，还有其独特之处。群臣面对、臣僚章奏、经筵议论乃至士民上书都是君主了解社情民意的途径。同时政府以行政、监察系统为主，财政、司法等专门机构为辅，建立起多层多途错落纵横的政绩考察途径来丰富信息搜集渠道。信息的搜集和处理强调时效，情报的最终汇聚点，是君主所在的“御前”。

——摘编自邓小南《宋代信息渠道举隅：以宋廷对地方政绩的考察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