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青年》自1915年创刊至1926年终刊，专门讨论“民主”的文章只有3篇，专门讨论“科学”的文章多一点，也不过五六篇。……我很纳闷：为什么学术界一直认为“民主”与“科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思想主题呢？反复寻找之后，我发现提“民主”与“科学”必引用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创刊后，发表了大量批判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儒家文化的文章，另外、还大力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思想非常激进。这遭到一批观念保守的知识分子的批评。陈独秀为了回应那些人的批评，就写了这篇答辩书。答辩书中，陈独秀必须寻找一个连保守派也无法否认的理论依据，以抵挡对方的攻击，于是就将“民主”和“科学”搬出来——在当时的中国，“民主”和“科学”是没人敢批评、敢反对的。

——王奇生《新文化运动是如何“运动”起来的》

材料二   儒学是传统文化的主流但不能代表全盘。新文化运动之批判儒学显然算不上“全盘性的反传统”。新文化运动批判儒学时并没有抹杀其历史价值。陈独秀、胡适等对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和作用是予以肯定的。不过，陈独秀对儒学的现实价值提出了批判，认为其已经不适应当时的生活。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与传统的关系是“形离而神合”的、因为传统是割不断、切不开的。他们自身是传统的载体，没有，也无法脱离传统。新文化运动中有一些激烈的话语乃是一种“言说策略”，从言说策略的选择这一视角来看，新文化运动“反孔非儒”话语的激烈乃是一种“有意的偏激”，并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彻底颠覆”与“全盘否定”，它的确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思想解放作用，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可见，我们不能忽视历史的复杂性，简单化地认定新文化运动是“全盘性的反传统”.

——刘波《复杂性视域下的新文化运动评价重构》

材料：孔乙己是中国近代文学巨匠鲁迅笔下的一个经典小说人物，作为一个没有考上秀才的书生，孔乙己是小说中咸亨酒店里“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懂得香豆的“茴"字的四种写法，端着读书人的架子，有点自恃清高，却没有经济来源，也不愿意从事体力劳动赚钱，虽然写得一笔好字可以替人抄书换饭吃，但又好喝懒做，不得不偶然做些偷窃的事，也不时因而被打，他的穷酸书生气和脸上的伤痕，成为咸亨酒店里一众镇民的笑料。后来孔乙己因偷窃被打断了腿，用手爬到咸亨酒店喝了最后一碗酒后，久久没再出现，“大约……的确死了”。

注：《孔乙己》最早发表在1919年4月《新青年》；“长衫”是读书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孔乙己文学”引发谁的焦虑？》（《联合早报》2023年3月17日）

孔乙己“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形象是怎样炼成的？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个底层知识分子，孔乙己能否脱下长衫而自谋其他出路？请结合所学知识及对历史的理解，进行合理阐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表述成文。）

材料一：中国古代的文化自觉，同样表现为“人的自觉”，有时也被称之为“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无论是孔孟学说还是程朱理学，儒家文化始终执着于强调人之为人的道德性。同时，它对道德性的强调以维持社会的秩序为出发点和归宿，对不同身份的人有不同的道德要求，这便使其所强调的道德限定在伦理道德的范畴。儒家文化在晚明时期发生了裂变与分化。李贽发挥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提出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对自然人性的肯定，着眼于“我”之真实；对个性意识的推崇，侧重于“我”之独立，二者共同体现出晚明人文精神的“人”不再是儒家文化中伦理型的人。但这股人文主义思潮并未掀起类似西方文艺复兴那样深入持久的文化运动，它只作为儒家主流文化的一股逆流在中国文化史中昙花一现。

——摘编 自孙桂丽《对中国古代主流人文精神的反叛浅谈晚明人文主义思潮对“人”的发现》

材料二：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发展可以追溯到1840年。自幼学习儒家经典的洪秀全在偶然接触基督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后，在基督教义的基础上，融入儒家思想文化中的“大同思想”；而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是对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延续和发展；改良派在认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基础上，自觉学习西方思想文化，主张采用西方君主立宪制；19世纪末，革命派以中西思想文化融合创新中提出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为文化精神的旗帜；进入20世纪后，不同政治派别思想家无不把文化作为民族自觉自立的要素。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用“民主”“科学”大旗猛烈冲击中国的封建思想文化，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文化则是在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融合创新中自我创建和自我发展的过程。

——摘编 自杨正军《“文化自觉”视野下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变迁与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