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42年8月，清政府议和大臣与英方代表在南京下关静海寺谈判时，英方代表态度凶恶蛮横，动辄扬言开炮攻城，威胁恫吓。清政府代表昏庸无能，一听到英军要开炮，马上接受了英方的全部要求。

材料二

在巴黎和会上，顾维钧就山东问题作了一次畅快淋漓的精彩发言。从历史、经济、文化各方面雄辩地说明了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阐述了中国对山东的主权，批驳了日本的无理要求，指出“中国的孔子有如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发言在代表们的掌声中结束。

材料三

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会议上，很多国家对中国不十分了解，对中国抱有敌意。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临时修改了早已准备好的发言稿。他诚恳地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亚非国家不应陷入关于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争论，而应团结起来，积极维护和促进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周恩来的发言，深深打动了与会代表的心弦，受到与会各国代表的热烈赞扬和拥护。

材料四

（1）材料一中的谈判与哪次侵华战争有关？最终签订了什么条约？

（2）根据材料二，指出中国代表提出了什么外交要求？在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后，中国国内爆发了什么运动？

（3）材料三反映的是哪一次国际会议？根据材料指出中国在这次会议上发挥的积极作用。

（4）根据以上材料和问题指出中国国际地位发生的变化。

材料一：20世纪50年代，亚洲发生了两大事件。一件以东北亚的朝鲜为焦点，一件以东南亚印尼的避暑城镇万隆为中心。新中国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这两个事件。一个是战争方式，其结果是东北仍然是中国人的，未受侵犯，中国的国际威信由此大为提高。一个是会议协商，它促使亚洲和非洲的政治家们连续来北京作友好访问。

 ——摘编自《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年）》

材料二 基辛格告诉总理，尼克松已经决定，美国今年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席位，但不同意从联合国驱逐台湾的行动。总理马上正告基辛格；你们要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一定公开批驳。

 ——摘自《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材料三：20世纪70年代，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中国外交有了重大突破；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开始走向世界并改变世界。

材料一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就向全世界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摘编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八年级下册《中国历史》

材料二 1953年，周恩来接见印度代表时，首次提出①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两国关系的原则。……1955年，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针对帝国主义破坏会议的阴谋和各国间的矛盾、分歧，他提出“②　求同存异”的方针，促进了会议的圆满成功。

——摘编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八年级下册《中国历史》

材料三 70年代上半期是中国外交突破性大发展的时期。这一突破性大发展的出现与国际形势的变动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因势利导，对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这个时期，中国外交所取得的成就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不仅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拓展了中国外交活动的舞台，而且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创造了前提，打下了基础。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

材料四 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引起国际社会的热烈反响，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积极而深远。

——摘编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八年级下册《中国历史》

材料一   20世纪50年代，亚洲发生了两大事件。一件以东北亚的朝鲜为焦点，一件以东南亚印尼的万隆为中心。新中国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这两个事件。一个是战争的方式，其结果是东北仍然是中国人的，中国的国际地位由此大为提高。一个是会议协商，它促使亚洲和非洲的政治家们连续来北京进行友好访问。

——摘编自[美]麦克法夸尔等《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年)》

材料二   溯自日本法西斯主义者悍然侵华，我大好河山，沦亡泰半，民族灾难，至巨且深，北望中原，横流泗涕。……此碑矗立之日，正值中英两国友好合作，签署联合声明。一九九七年恢复主权。香港和平发展，稳定繁荣，先烈九泉有知，皆含笑焉。是为志。

——摘编自《香港斩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碎文》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中国对稳定世界发展所作的贡献日益显著，中国的大国责任与担当快速增长，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摘编自严文斌《解构百年大变局之“变”与“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