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唐代的夷夏观念

——傅乐成《唐代夷夏观念之演变》

结合唐朝“夷夏观念”的演变，说明社会观念演变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

材料一   汉唐的外事体制，乃是一套以贯彻大一统秩序为基本目标，以羁縻式控取为主要手段，以礼法规范为具体框架的体制。因而对集中代表了中外经济交往的互市，在以严密控制下的市坊制度对之约束的同时，朝廷看中的是其赐恩报义的政治意义而非互通有无的经济价值。故或大施恩惠，或加设禁条，并不把互市当作目的而只视之为维护四夷宾服局面的手段。对中外各种交通出入，除按既定关津制度加以控制外，边境防范尤严，往往必须以因公的名义在官方往来的外衣下方许出入。而外人在境内的居留、婚姻等，除非降附归化，入籍为民，一般也总是处于重重限制之下。中外之间的文化交流同样受到大一统原则的影响和制约。对外来文化中的枝梢末叶，朝廷乐于采取大而化之的包容态度，但对系统的意识形态，如宗教，则以防范、限制和彻底的控制为基本方针。

——摘编自楼劲《汉唐对丝路上一般中外交往的管理》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的中西关系史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这一阶段晚清政府虽不得不按照西方的原则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仍坚守“华夷秩序”观念，并基本按照“华夷秩序”观念处理对外关系。第二阶段为19世纪60—80年代的洋务运动时期，这一时期清政府的外交呈现既试图保有旧的对外观念和政策，又试图利用西方体系中一些原则的过渡性特征，清政府正式设立了专司对外事务的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第三阶段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失败，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在物质和观念上被全面裹挟进近代西方民族国家体系的全球扩展之中。《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的东亚首强地位被日本取代，日本迫使清廷承认朝鲜“独立”，中朝藩属关系宣告结束，朝贡体系中的最后一名成员被划出。随着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与《辛丑条约》的签订，中华帝国完全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

——摘编自王卓《两个体系的碰撞——“洋务外交”评析》

材料一   中国古代南朝人文献中关于端午节的记述摘编如下：

《后汉书·礼仪志》记载：“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曰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茂……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

《续齐谐记》中说：“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贮米，投水以祭。世人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也”。

《荆楚岁时记》曰：“（五月五日）是日，竞渡。”“竞渡”之俗即“俗以五日为屈原投汨罗日，人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至今竞渡是其遗俗。”“屈原以夏至赴湘流，百姓竟以食祭之。常苦为蛟龙所窃，以五色丝合楝叶缚之。”“四民并踏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攘毒气。”“端午以菖蒲生山涧中一寸九节者，或镂或屑，泛酒以辟瘟气。”

材料二   东亚的日本端午民俗的记载可追溯到公元611年编撰的《日本书纪》：“推古天皇十九年（公元611年）五月五日在菟田野（现奈良县宇陀市榛原区足立）举行‘药猎’，拂晓参加者集合在藤原池附近，天亮出发。”

7世纪末，东亚的新罗初步统一了朝鲜半岛，模仿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国家。新罗的佛教、姓氏习惯和节日习俗深受中国影响。东亚地区文化在律令、历法、建筑、绘画、音乐、饮食、服饰等方面，也深受唐朝文化影响，东亚文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