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发表对时局的主张时，提出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改正协定关税制，取消列强在华特权，清偿铁路借款，完全收回管理权，废除各种不平等条约。1923年，中共三大针对废约的政治问题再次提出建立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主张“以工人、农人及小资产阶级革命的党派或分子为主力军，向一切帝国主义者加以攻击；同时亦可联合半民族运动的党派，向一派帝国主义者作战”。

——摘编自李斌《中共早期废约反帝斗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材料二：1917年，北洋政府提出了废止《辛丑条约》的要求，并且提出“请允许稍微加点关税，缓解一下庚子赔款或延长些时间”。1919年5月，面对列强的压力，北京政府通电各省，提出“如果列强不同意废约，只能保留签字”的主张。1928年，南京政府宣布废止旧约，重订新约，但由于列强的阻挠，新约只实现了中国关税自主目标，包括航行权在内的其他特权并未取消。全面抗战爆发前，收回航行权的谈判根本没有进入实质性阶段。

——摘编自唐霞《民国时期废约运动及其政治分析》

材料三：1927年1月，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波特向众院提交一份议案，要求总统适时地与能够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发言的政府代表进行谈判，以修订现行中美条约中有关治外快权和协定关税的条款，以便将中美关系置于“完全平等基础上”。波特在议案中要求美国政府不得参与其他列强对中国的联合行动，要求“美国与中国谈判签订新的条约，以代替以往中美间不平等条约”。但同时，美国务即凯洛格发表宣言表示，“美国期望得到最惠国待信，期望不致在关税或他种课税上不利于美国及其公民，不致因别国得到特权而受到差别待遇”。

——摘编自仇华飞《美国与中国关税自主》

材料

中山陵是近代中国“记忆之场”的范本，具体而微地见证了公典记忆和国族认同的生成过程、构造机制。1925年孙中山逝世之际，国民党人借助墓葬政治的途径，努力将中山陵构造为一个政治象征符号，让它承载起有关孙中山形象的选择性记忆，以及新生“党治国家”之下历史记忆的内核。与此同时，国民党人通过组织途径，持续开展集体谒陵活动。使“中山陵”迅速成为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最重要的仪式场所。在这种仪式性的政治和记忆规训之下，以“孙中山”“国民革命”为关键词建构起来的核心记忆。在国人公共记忆中的主流地位日益得到强化。尤为重要的是，中山陵还被打造成为一处重要的景观空间，与市民休闲生活乃至旅游观光产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亦帮助南京确立起民国时期的核心都市地位。在此过程中，象征符号和仪式规训的内涵逐渐隐身于幕后。原先由国民党人主导建构的关于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核心记忆，逐渐转化为一种嵌入日常生活深处的公共记忆。通过观光游览行为的普及，随着自然而然“习得”过程的展开，不仅增加了对“地方名胜"中山陵的了解，也使游客开始对“民族伟人”“孙中山”产生印象，播下了国族记忆的种子。以至于时光流转将近一个世纪之后，中山陵依然能够成为联系海内外华人共同历史记忆的组带。

——摘编自李恭忠《“记忆之场”与国族认同：以中山陵为案例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