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顺治十六年（1659），欧洲天主教传教士南怀仁来华，任职于清朝天文历法机构钦天监。南怀仁经常出入宫廷，为康熙帝讲授西学，还奉旨制造火炮。他在以往天主教士著作的基础上，编纂了《穷理学》一书。该书共六十卷，将17世纪欧洲流行的逻辑学教材《亚里士多德辩证法大全疏解》纳入其中，阐释了知识的等级和分类，展现了以逻辑学贯穿诸学科的西学知识体系。从无穷、分数、公约数等数学概念，到赤道、五洲、经纬度等地理问题，该书涉及自然科学的各方面知识。南怀仁还借鉴宋明理学“格物穷理”之说，创造性地使用了许多名词术语。例如，今天通用的“科学”“理论”和“实用”，被他译为“致知”“致明”和“致用”。因清朝有天主教禁令，该书删除了与传教相关的概念和提法。

康熙二十二年（1683），南怀仁将《穷理学》进呈皇帝。康熙帝认为该书内容荒谬不堪，不予刊印。此后书稿散佚民间，几乎被世人遗忘。康熙帝曾说：“赞美天王（主）之西教，与中国教化原不相容。唯西教士能通晓科学，故国家起用彼等，臣民当深体联意。”南怀仁最终官至工部右侍郎，这是明清时期来华传教士所获的最高职衔。康熙二十七年（1688），南怀仁病逝于北京。康熙帝下旨表彰，谥号“勤敏”。

——改编自郑天挺《清史》、肖朗《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史上的<穷理学>》等

材料一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史家批评宋明以来空洞议论和肆意褒贬的治史学风，把考证历代典章制度和历史事件作为历史研究的目的，大力提倡考据，史学形态又一次发生嬗变。在王鸣盛的史学观念中，考证史书所记载的典章制度、历史事实是否真实是作为治史原则提出的。这种理论认识的宗旨在于探求历史真相，只有弄清真实的历史事实，后人才可以从中明辨是非，起到褒善贬恶的作用。钱大昕主张史学的性质在于求得历史的真相，而不在于书法褒贬和义理阐释。针对我国古代历史著作中大量存在的谬误，他对古代史籍进行考异、纠谬、辨伪、祛疑。

——摘编自罗炳良《中国传统史学形态嬗变与厌史知识社会功能转型》

材料二   19世纪，德国史学家兰克在他的著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中写道：“历史学被赋予判断过去，指导现在，以利于未来的职能。本书不敢企望完成这样崇高的任务。它只想表明实际发生了什么。即历史学首先要做到‘如实直书’。”兰克认为，对历史事实的描述应该避免空想和逻辑的推导，趣味和文采让位于客观性。为了寻求历史的客观性，兰克发展了史料考证的方法，提出历史学家应该批判地考证史料并以此作为叙事的依据。在进行史学研究实践的过程中，兰克虽然强调历史的整体性，但他认为“历史告诉我们，有些民族完全没有能力谈文化……我相信从全人类的观点看，人类的思想……只有在伟大的民族的历史中形成”。

——摘编自江华《论西方传统史学的特征》

材料   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已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故曰：“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谓之行事者，天下后世用以治人之书，将欲谓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见于此，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摘编自《亭林文集》《日知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