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慈禧太后、奕诉等清朝最高统治者,对外依靠侵略者的帮助，对内则注意调整同曾国藩集团的关系,以取得他们的支持。慈禧太后上台后对曾国藩集团的放手使用,改变了过去既使用又限制的方针,调整了满族贵族和曾国藩湘军集团的关系,而曾国藩湘军集团也就得以发展成为地主阶级当权派中最大的实力派。以1863年为例,当时清廷共设8个总督.15个巡抚实缺,相军集团竟占了5个总督、9个巡抚。曾国藩湘军集团不仅拥有军事大权,而且掌握了地方政权和财权。清王朝在义和团运动中几乎墙台。为了继续取得帝国主义的扶植，安抚统治阶级内部各派系和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并欺骗人民,还在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逃亡西安期间,便发布“罪已诏”和“改革”谕旨,要求官员们“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进行改革。

——摘编自李侃李时岳等《中国近代史)

材料：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的近代化国家，中国是从19世纪开始进入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现代化过程的，西方世界的霸权威胁与文明示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性启动要素，然而也应该看到，现代化的变迁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冲击－反映”的过程，对于中国来说，它既是古老的历史在新世纪的骤然断裂，又是这一历史在以往的传统中静悄悄的绵延。只是到了19世纪、20世纪，当西方的示范展示另一种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时，中国才对自身历史的内部挑战产生了一种多少是变化了的回应方式，太平天国的“平均主义”，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戊戌变法的“大同书”等等中都可以找到根据，这种回应方式离不开中国的历史传统。这样，中国历史的内部要素与西方文明示范效应叠加在一起，共同制约着中国现代化的反映类型与历史走向。

——摘自陈达凯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