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问题。

寂寞出学问

——《解放周末》对话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

昨天是第25个教师节。复旦大学向全体教师发出致谢和倡议,感谢在学术领域中默默耕耘多年的教师们,并倡导一种某坐“冷板凳”的治学精神。

这种倡导,关乎复旦,又不止于复旦;关乎教师,也不止于教师。

下面是记者对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的专访。

记者:在教师节这一天,复旦大学为何向全体教师发出这样的致谢?

秦:我们向辛勤工作一年的教师致敬,不仅尊重老师的一般性劳动,还特别强调一个重点:不能遗忘在学术领域耕耘多年、默默无闻的教师们。这些教师没有受到媒体的过分关注——被媒体过分关注恰恰做不出学问——因此,容易被遗忘。在这一时刻表达对他们的由衷感谢和深深敬意,是非常必要的。

记者:钱穆先生说过,做好学问,要“潜心十年”。

秦:是的,类似的说法不少。20世纪50年代,南京大学韩儒林先生就把范文澜先生的治学精神概括为两句话:“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种甘作“冷板凳”的精神,就是坚守学术的精神——无论外面发生了——无论外面发生了如何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攀登学术高峰的路途中,一定要坚守学术。在这个方面,我颇为自豪,因为在复旦大学的历史上,不乏甘坐“冷板凳”、作出卓越成就的学者,他们的精神,是复旦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

记者:这种精神的确是宝贵的,但是,是否非得寂寞才能出学问?不甘寂寞就不能出学问吗?

秦:这个疑问可能来自现在一种有目共睹的现象:学术考核时,不少教师拿出了一大摞成果,十几篇论文、好几部大书,都是在有限的几年内写成的。但是,真正在学术界的人都知道,即使是一篇有真知灼见的论文,恐怕也不是一年半载就可以完成的。“著作等身”只有在个别天才身上才能发生。我认为,在现行的考评体制下出现了那么多的“硕果累累”“著作等身”是不符合学术规律的

记者:也就是说,做学问来不得半点浮躁,必须静心求实。其实,“寂寞出学问”也是中国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优秀传统。那么,您认为怎样才能真正耐得住寂寞?

秦:在这方面,很多学者都有经验和教诲。做学问,首要的是要有兴趣,要有对学问的热爱。比如,陈尚君教授用了20年的功夫做了《全唐文补编》《全唐诗补编》,他做的工作大部分是辑录、校勘、订正,是非常细致认真的学问。当年陈先生住房不宽裕,在出版社借了20平方米的房间,夏天没有空调,但他又不敢开电风扇,怕吹乱纸页,只能打着赤膊,挥汗如雨地工作,多少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很多人说,这多苦啊,我才不吃这个苦呢。实际上陈先生是苦中有乐,这种乐趣,是别人难以体会的。真正热爱学问的人,即使是在艰苦和寂寞的环境中,内心也并不孤单,相反,很充实,很幸福。

记者:您倡导学者要甘于坐“冷板凳”,显然与当前浮躁的学术环境和文化氛围有关,不少人认为,这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整个文化和社会的问题。在这其中,媒体似乎也起了不少的作用。那么,您认为,在当今的时代,学者和媒体之间应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秦:应形成良性关系。媒体要着重宣传学者的学术精神,恰当宣传他们取得的学术成果,而不要去追逐学者的私人生活,不要过度把学者放置在社会热点中。媒体的过度关注会损害学者。

记者:有不少学者甘心埋首做学问,也有学者以走出象牙塔、主动参与公共空间为己任。

秦:确实有好多真正做学问的学者是不发言的。我们的态度是,鼓励学者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常识在媒体上讲点话,关键是要有真知灼见。知识分子提出一些意见,在守住社会的良心、主张社会公正,绝对是有好处的。但是,学者在和媒体互动中,要守住学术界限。学者通过媒体适当传播学术成果,但一定不要把名利和传播挂起钩来,不要使自己成为“媒体学者”。学者不要以为通过在媒体上的频频亮相,自己就可以变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对任何事情都能发表看法的”全才“。这实际上是在降低学术的影响,也是在暴露自身的不足。

(原载《解放日报》2009年9月11日第17、18版,有删改)

(1) 围绕“寂寞出学问”,秦绍德从哪三个方面倡导?
(2) 秦绍德认为学者“被媒体过分关注恰恰做不出学问”,根据文意,怎样理解这一观点?
(3) 如何理解文中所说的“这种倡导,关乎复旦,又不止于复旦;关乎教师,也不止于教师”?结合全文,请谈谈你的理由。
【考点】
新闻报刊、对话访谈类; 理解概括文本主要内容; 筛选并整合文本信息;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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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题目。

迟子建访谈录

记者:评论界有人认为你的小说是“本色写作”,你是一个人如其文和文如其人的“本色作家“。你认同这样的评价吗?

迟子建:(笑)不太认同。小说其实是用文字搭建的想象的世界,而作家是会思考的人。他们的内心世界可以说既复杂又单纯,用文字反映出来的世界便既客观又离奇。这在某一程度上透露了作家的性情,却不可能完全浸透作家所有的情感。所以说,一个作家不可能完全做到“本色写作“,或者说,用“本色写作”来概括作家的写作风格不够准确。每个作家都有丰富的内心世界,而这不可能通过作品完全展现出来。

记者:还有评论家说,你的小说都是在向追寻人类的精神家园,是一个在追忆中怀想的“逆行的精灵”。你觉得这种评判恰当吗?

迟子建:这篇评论我看过。应该说,评论家写这样的评论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也是有根据的。也许,“逆行的精灵”这一评价在文学审美上是中肯的。可能每个人对历史的理解有所偏差。我的小说是写到历史,但并不是向后看。其实,我们所经历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不断地逝去,不断地成为当下的历史。昨天的事是历史,即使我的作品在关注当下,完成时也变成了关注历史。只不过我对远的历史比对近的历史更感兴趣,因为我认为距离产生美,有距离的历史可以让人看得更客观;而在写近的历史时,历史的客观性受到各种主观因素的影响。

记都:其实,你的很多中短篇都是在关注当下。

迟子建:是的。这个评论家说我在向后追寻,是国为大家对历史出发点的判断不一样,在理解上有偏差。当然,也可能是我作品的气息让他得出这样的结论。

记者:你的小说多以故乡东北为故事背景,你也曾经说过,故乡是你最大的创作源泉,你的创作始终不会离开故乡的那片土地。在中国的当代作家中,你和莫言是把这个特点表现得最为突出的两位。不知道在你以后的创作中,你是否会固守在故乡的土地上?是否会有其他的尝试?

迟子建:一个作家,如果能把自己熟悉的地方写深写透,写到八十岁能写完就很不错了。很多作家在评论家的影响之下,总想求大求全,多方突围,到头来可能反而没有一样能做得好。而评论家也常担心作家总是以某个固定的地方为写作背景,文思是否会枯竭。我觉得,完全不必有这种担心。这就像挖一口深井,当井水源源不断地冒出来之后,它就永远都不会枯竭。所以能够打深一口井,是一种福气。

我的作品并非只限于写故乡,但如果评论家把我的所有作品都归入与故土有关的写作,我也不否认。其实,评论家与作家是两个不同的行当,我比评论家更了解自己。我的写作会有渐变的过程,不同的作品会呈现不同的风貌,但不会刻意求变,更不会脱离我的故土去写作。就像我曾经说过的,我的写作不可能一成不变,不同时期的作品会有不同时期的特点,但从总体来说,我的写作永远都不会背离我所熟悉的那一片土地。

记者:无论是在你的小说中还是散文中,都可以看到你作为一个女性作家的独特的感受,对大自然、对生活甚至对世间万物的心灵感受,那种敏锐非一般人能比。这是不是你可以一直保持高产写作的原因?

迟子建:有一定的关系吧。文学写作是一种安慰心灵的方式,也是一种对内心感受的推动。写作和感受是相辅相成的。这种感受是与生俱来的。我从小就对万事万物、大地四季的变化特别敏感。这种能力,应该是无法拷贝的。

记者:你的小说,总是由小人物的具体生活构成,即使是《伪满洲国》这样以一段历史为题材的长篇,也坚持“以日常生活去展现历史”。但到了《额尔古纳河右岸》,虽然你并未放弃过去的风格,却讲述了鄂温克民族上百年的兴衰史。它触及的是民族文化的题材,也可以说是宏大题材,你是有意向宏大题材靠拢吗?这是不是你今后写作的一个方向?

迟子建:其实,我个人认为,《伪满洲国》才是宏大题材,而《额尔古纳河右岸》写的是一个弱小民族。很多读者写信告诉我,在这之前他们压根没听说过这个民族。我之所以选择了这个题材,是因为我熟悉这个民族的一切。在我目睹的事实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某些文化和原始的东西正在丧失,一些有味道的东西被人以文明的名义扼杀掉了。因此,我特别想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写下来。在一百年的历史中,我感受到苍凉和悲凉。历史不是断裂的,一百年前的生活,依然还在延续下去,没有被割断。虽然它在现实中退缩,但历史和现实并没有严格地分割。评论家把它看作一个宏大题材,或许是一种误解。其实,一百年并不一定就宏大,而一天也可能是宏大的。正如我在这本书的后记中所说,我讲述的是这支部落式微的过程,而这本书是一首挽歌。

(原文有删改)

(1) 下列对访谈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逆行的精灵”的意思是,迟子建的小说以追忆历史为主要内容,写得精彩,犹如精灵一般令人喜爱。 B. 迟子建认为,写近的历史时,历史的客观性容易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而写有距离的历史则可以改善这种状况。 C. 迟子建以挖井为喻,说明自己在今后的小说创作中,将挖掘新题材,扩大写作范围,让自己的写作源泉不枯竭。 D. 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具有独特的感受与迟子建能够保持高产写作有一定的关系,而且这种感受能力作者认为是天生的。
(2) 从文中看,记者和迟子建本人对《额尔纳河右岸》的评价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
(3) “其实,一百年并不一定就宏大,而一天也可能是宏大的”,这句话给了你怎样的人生启示?请结合文章内容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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