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康熙三十年（1691年）五月，工部等衙门议复古北口长城，总兵官蔡元上疏，请求整修古北口一带残破的长城，康熙就此事发表了他的长城观：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

——摘自徐永清《长城简史》

材料二   长城作为军事防御工程，其文化价值不是长城修筑者的主观意愿，而是历史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动态的历史场域中，长城本身的物质形态会改变，长城的价值超越了历史长时段并不断被赋予新认知，也因视角和价值取向不同，不同时代对于不同人群而言，在古代、近代乃至新中国建立之后不同的历史时期，长城的象征意义和价值有所不同。

——摘编自付瑞红《长城文化价值的“命运共同体”意涵与展示路径》

材料   清军入关前，有专门处理蒙古事务的“蒙古衙门”。后更名为理藩院，就是处理藩部(包括边疆民族和周边部分国家)问题的政府部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清廷修订《理藩院则例》，适用于边疆各个民族和地区。《理藩院则例》源于《蒙古律例》，而《蒙古律例》又是清朝先后颁行于蒙古的《盛京定例》《蒙古律书》《蒙古例》等法令的最后修订本。乾隆六年(1741)，《蒙古律例》告成。尔后，又多次增补修订，至乾隆五十四年律例条文已有209条。嘉庆十六年(1811)，清廷在理藩院设立“则例纂修馆”，在增补刊 印《蒙古律例》的同时制定《理藩院则例》。《理藩院则例》的编修，虽然是在《蒙古律例》的基础上增补的，但大部分内容是根据边疆各个民族和各个地区的情况而编修的。《理藩院则例》的制定是清朝在边疆地区的正式立法，用国家颁布的法律来约束各个民族地区，达到国家法制的统一。

——摘编自郭成康《康乾盛世历史报告》

材料一   伴随着汉朝对匈奴的战争，中原水利技术首先在汉军的军事要塞以及随后的屯田点被引入。《水经注》记述了敦煌人索劢率领酒泉、敦煌兵士千人到楼兰屯田，兴修水利的事迹：“敦煌索劢，字彦义，有才略……将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楼兰屯田。……横断注滨河（注：筑坝断河）。河断之日，水奋势激，波陵冒堤。……劢躬祷祀，水犹未减，乃列阵被杖，鼓噪讙叫，且刺且射，大战三日，水乃回减，灌浸沃衍，胡人称神。大田三年，积粟百万，威服外国。”

材料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于1964年对米兰绿洲行进勘查规划中发现了米兰（西域楼兰古国）汉代水利工程遗址。自米兰河故道发现了古城堡干渠，进而追踪发现7条大型支渠，均匀地分布和控制着整个古城地区。干渠全长8.5公里，渠身一般宽10~20米，渠高3~10米。支渠总长28.4公里，渠身一般口宽3~5米，渠高2~4米。渠槽微成洼曲，小的斗、农、毛渠面积，阡陌纵横，密布于各支渠间的灌溉面积上。估计古城灌区控制面积达4.5万亩，其中曾经从事于农耕的土地约1.7万亩。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郑晓云《汉代中原水利的西传与民族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