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第一届参议会。到会的参议员有145人，共中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和无党派人士；有工农、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有商人、地主、富农的代表。1941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期间，边区参议会参议员、边区政府副主席、无党派人士李鼎铭等Ⅱ人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提案，得到参议会表决通过。1943年1月29日，西北局召集政府和参议会常驻议员中的党外人士举行座谈会，向他们通报了西北局高干会的情况，并听取他们的批评与意见。《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明文规定：人民有用任何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的权利。在各级参议会开会的时候，人民大胆地批评政府，积极提出意见。

——摘编自薛锋、贾民伟《陕甘宁边区“三三制”政权的人民性论析》

材料二   1948年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一致要求民主、和平，反对独裁、内战，赞成、支持中国共产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1948年5月1日，毛泽东致函李济深、沈钧儒：在当前的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协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民主人士，共同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至此，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就筹备召开新政协的有关事项取得一致意见，并成为新政协筹备与召开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摘编自崔利宏、樊祎冰《西柏坡时期协商民主实践及当代启示》

材料一   元代监察制度多继承宋、金旧制，但又有很多不同于前代的特点。元代建立了各地方监察道经行御史台的沟通而总诸于中央御史台的三级监察网；并完全扭转了宋代监察机关地位的下降之势，其监察官吏的品秩均有所提高。与宋代台官和谏官在组织上分属于两个系统不同，“元无谏官”，谏官之责由御史台兼而行之。对此，明清两朝袭而不废。元代还废除了以审判活动为主要职责的大理寺，形成了御史台直接监察刑部司法行政活动的局面。

——摘编自王晓天《元代的监察制度述论》

材料二   1948年9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1949年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一些人会经不起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摘编自陈东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反腐倡廉建设的探索》

材料   1949年7月1日，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成立，郭沫若任主席，吴玉章、范文澜为副主席。研究会的宗旨之一是“学习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各种旧历史观”。同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和国际事务。”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先后开展了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热潮。1951年7月28日，在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的基础上，中国史学会成立了。郭沫若指出，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成立后的两年间，中国史学界已经出现了从唯心史观向唯物史观的转变。1953年8月，中共中央成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关于该委员会的工作方针，毛泽东讲了四个字：“百家争鸣。”

——摘编自于沛《近代以来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发展》

材料

    近代中国接触的西洋“除了强大的武力，尚有别具一格的政治组织、经济力量、高度文化，一旦彼此短兵相接，中国的藩篱为之突破，立国基础为之震撼”。面对这“旷古未有的变局”，中国“应付的困难就从此开始了，但前途放大光明、得大幸福的希望亦即寄托在这个大变化上”。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通史》等

围绕材料，结合中国近代史的具体史实，自拟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阐述。（要求：明确写出论题，阐述须史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