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这个文化转型的漫长过程中，15、16世纪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这一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文化变革活动象征着一个新生命的萌动。但是旧的文化尚未死去，新的文化也未壮大，双方仍然相互撕咬着纠缠在一起。至17世纪，宽容精神、国家主义和科学理性的勃兴已经基本上决定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战斗的胜负，只是西方近代文化的最终的凯旋曲一直要到18世纪才被启蒙运动奏响。

——摘编自赵林《西方文化概论》

材料二   在启蒙思想家的尖锐批判下，神圣的君主已丧失作为社会中心和国家化身与象征的意义。国王已经被从国家之中完全分离了出去，剥夺了它无所不有的绝对权力。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威以及政府的最终目的逐渐成为照管与增进人民的利益，因为它们必须通过服务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才能证明它的权利，它的存在的合理性。这些思想的传播，对欧洲乃至世界产生了深刻地影响。

——摘编自王斯德《世界史》

材料一：三教合祀是将孔子、佛祖、老君圣像并列奉祀于問一庙宇空间的信仰实践形式，其历史起源可追溯至唐代中后期。早期三教合祀庙宇的修建者主要是僧人，这些僧人在修持佛法的同时也熟习儒、道经典，他们认为儒、道与佛在具体教法方面虽有高下之分，但本质上都与佛法相通、有利于普渡众生，故可共同尊崇。早期佛教固有的“一佛二弟子”造像传统为三教合祀庙宇的修建提供了图像学基础，并逐渐形成“以佛居中、老君居左、孔子居右”的圣象位次模式。三教合祀庙宇具体名称包括“三教道场”、“三教院”等佛教类名称。唐代统治者在尊奉儒家正统的同时，将佛道视为辅翼教化的有力手段，对于儒释道三教都予以认可、扶持。到了宋代，社会上普遍形成“三教一致”、“三教同归”的思想氛围。三教合祀也充分契合了普通民众对提高祈愿“灵验性”的关切及“多多益善”的淳朴观念，因此得到民间社会的广泛参与和支持。

——摘编自王群韬《三教合祀庙宇考源——“佛教中国化”的信仰实践视角》

材料二：1536年，宗教改革后的瑞士将宗教的管辖权收回本国管理，日内瓦完全成为加尔文实现其宗教理想的试验场。在政教合一的共和体制下，加尔文对市政厅的谕旨得到了完全的执行，其中也就包括于1541年颁布的、对瑞士钟表业产生最为直接影响的《教会法令》和《限制奢侈法》，它们极大地打击了首饰业。随着教徒与日俱增，新教教堂在各地雨后春笋般建立，仅在法国的加尔文教派就有着约2150所教堂、约100万名教徒。尽管它们不需要奢华的礼器，但这些教堂仍需要大量的钟表来报时。16世纪中期，日内瓦成了新教徒的避难堡垒，吸引了全欧洲新教徒的资金。这些钱除了用于宗教改革外，也促进了钟表业的发展。加尔文赋予新教伦理节俭、勤勉等商业美德，这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了社会财富的积累。随着宗教改革的深入，社会时间观念增强，制表匠对制表工作产生了无限的热爱和坚定的信仰，这种执着的工匠精神给瑞士人带来巨大的财富。

——摘编自马丁《欧洲宗教改革与瑞士钟表业的崛起》

材料一：吸引彼特拉克的不是什么枯燥乏味的法律条文，而是这里的世俗精神和人文主义思想。古典作品为彼特拉克打开了哲学和文艺的新天地，他开始模仿维吉尔、西塞罗和塞尼加等人的思想写作，从事古典诗歌研究。由于每个人都可以在信仰中直接与上帝发生联系，这样就使得宗教信仰成为个人的事情、内心的事情，从而使人在精神上获得了一种真正的自由；恪守天职、勤奋节俭的新教伦理则成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精神前提；宗教宽容精神成为一种普遍的时代背景，这种新时代背景极大地促进了科学理性与民主政治的发展，并最终汇聚成启蒙运动的澎湃洪流。

——摘编自姜守明、洪霞《西方文化史》、赵林《人文主义与宗教改革》

材料二：欧洲把合众国的建立视为明证：启蒙时代的许多思想都是切实可行的……德国作家歌德（1749—1832年）曾经若有所思地对美国称道说：“美利坚，你的那个大陆胜过我们的这个旧大陆。”

——摘编自帕尔默《现代世界史》

材料三：在1815年以前约30年期间，发生了两次“革命”。一次与法国有关，主要是政治性的，涉及政府组织、公共权力和权威、公共财政、税收、行政机关、法律、个人权利以及社会各阶级的法律地位等。另一次“革命”则带有更多的比喻含义，主要是经济性的，涉及财富生产、制造技术、自然资源的开发、新技术的进展、资本的形成，以及向消费者销售产品等。后者之所以首先在英国发生，是由于英国社会具有某些政治特点，由于英国依赖早期商业和航海上的成就，也由于英国式生活鼓励个人冒险和革新精神。

——据R．R．帕尔默《现代世界史（至1870年）（上）》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