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元初，国家初定，货币曾踌躇于用钱、用钞之间。因铜的缺乏，舍钱而用钞，以丝为本，其制无可考。世祖中统元年十月，造中统宝钞，分十、二十、三十、五十、一百、二百、五百、一贯、二贯；又以文绫织为中统银货，分一两、二两、三两、五两、十两五等。至元十二年，添造厘钞，分一文、二文、三文三等。十五年，以不便于民罢。二十四年，造至元钞，自二贯至五文，凡十一等；每一贯当中统钞五贯，二贯等于银一两，二十贯等于金一两。武宗至大二年，以物重钞轻，改造至大银钞，自二两至二厘，共十三等；每一两准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通史》

材料二   中世纪的英格兰货币没有固定面额、不能无限流通、必须以贵金属为发行本位币。13世纪末14世纪初，英格兰开始对货币制度进行改革。亨利一世实行金本位制与贵金属货币并行、确立中央银行地位、削弱地方封建主对货币铸造权的控制等措施；亨利二世采取金、银两种本位币并存的办法；亨利三世以国家权力为后盾，强制英格兰铸币当局提高银两铸造率与银本位币币值稳定性；亨利四世以法律形式确定了英格兰银行独立经营和自主铸币、自主发行纸币。

材料一     在宋徽宗时期，为了聚敛财富，强行扩大交子的发行区域。从崇宁三年(1104年)开始，在京西路使用交子。第二年又推广到除闽、浙、湖广、开封以外的其他各路，并把“交子”改为钱引。但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做法最终只是失败，由于发行困难，不久便被废除了，又恢复到只有四川流通纸币的状态中。由于宋徽宗时期，在四川更加肆无忌惮地滥发纸币而不再有准备金，因此造成了纸币的贬值，一贯贬到十几文或十文。

——吴树国《民之通货——历代货币流变》

材料二   哲宗以后的徽宗时期，是北宋最黑暗腐朽的时代，徽宗和蔡京、童贯集团，竟为奢靡、大兴土木、享乐腐化、侵吞公物、吃喝嫖赌，无所不为；聚敛财钱，竭泽而渔，无所不用其极。几年之间，就弄得国库空虚。加之用兵西夏，收复湟、廓，军费增加，财政吃紧，于是就用发行交子来解决财政开支。

——贾大权《官交子在我国纸币史上的地位》

材料三   嘉靖时期的吏部左侍郎靳学颜认为白银“寒之不可衣，饥之不可食”，其与铜钱、海肥(一种贝壳，在云南被用作货币)用于流通计价的功能并无明显区别。顾炎武分析了流通货币从铜钱经纸钞最后演变为白银的动态过程， “钞法之兴，因于前代，未以银为币而患(铜)钱之重，乃立此法”“今日上下皆银，轻装易致，而纸币自无所用。故洪武初欲行钞法，至禁民间行使金银，以奸恶论而卒不能行。及乎后代，银日盛而钞日微，势不两行，灼然易见”。

——摘编自徐永辰《晚明时期货币思想转型研究》

材料一   （金主完颜亮）尝一铸正隆（年号）钱，绝不多余，悉用中国旧钱。又不欲留钱于河南，效中国楮币（以楮皮纸为材质的纸币），于汴京置局造官会，谓之“交钞”，拟见钱行使。而阴收铜钱，悉运而北，过河即用钱，不用钞……

（南宋某使臣）入金国，道汴京，有交钞所……然东南之地有会子，又有川引、淮交、湖会，而鼓铸之所，亦复不一、所以常困，钱币多而贱，秤提无策。而彼（金国）则惟以交钞行之河南，以中国旧钱行之河北，似反简易也。

——摘编自马端临《文献通考》

材料二   自洪武八年（1375年）推行钞法后，作为法定货币主币的宝钞大体上一直在贬值，实际上不能承担大宗交易所需的货币职能，但朝廷仍屡次颁布禁止金银交易的命令。明宣宗极力收钞，以布帛支给官俸，民间也用布帛交易。明英宗时，按洪武九年（1376年）旧制，“令民以银、钞、钱、绢代输”，其中的赋税折银，只是部分用于官俸。明孝宗时，大部分商税折银征收，武宗时的官俸以“银为主钱为辅”，世宗时，全部商税实现折银征收。至万历时，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明末，顾炎武曰：“今民间输官之物皆用银，而犹谓之钱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