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斯大林认为“苏联的工业化不能像资本主义的工业化那样从轻工业开始，而必须从重工业开始”。为了迅速发展国民经济，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受命制定五年计划，在计划中对国民经济的投资、工农业的增长比例、冶金、交通各方面的发展制定了详细的控制数字和发展目标。另外还规定，必须逐步排挤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加强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1932年底“，一五”计划提前完成。

——戴隆斌《斯大林传》

材料二   （中国）“一五”计划的重点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以钢铁为例，五年内炼铁能力增加了280万吨，炼钢能力增加了253万吨。为了统一管理全国的经济，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以一只“看得见的手”调动经济的每一个细胞，需要建设什么工厂、生产什么产品、产品的产量和投资的规模，都由国家通过计划直接安排。生产出来的产品，由国家统购统销。

——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材料三   我国GDP从1978年的0.3645万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82.7万亿元，占世界经济比重15%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成为世界经济稳定复苏的重要引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85元增长到2017年的59660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从1978年的343.4元、133.6元提高到2017年的36396元、13432元。

——摘编自《瞭望》

材料一：中国现代化的最初启动可以上溯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自强运动。从十九世纪后期的世界发展来看，以内燃机和电动机带来的“电工技术革命”正以新的力量推动现代化的第二次浪潮。从国内形势来看，这时正处于一次全国性农民运动的平息与社会恢复时期，对外贸易大都是顺差，对外关系也有新近的调整（只有中法关系趋于恶化）。这正是幸存的清王朝得以推动改革的有利时机。在陈腐土壤上，嫁接若干近代工业的植株，其前景虽然未必美妙，但启动了中国早期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工业化进程。

——整理自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等

材料二：在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初的第二次现代化大浪潮之后，世界经济出现了三十年的停滞与徘徊。……二十世纪初，西欧北美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孕育了空前的内部危机：首先是各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国集团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白热化，加之军国主义兴起与经济军事化，引起了两次世界大战；其次是首次席卷全球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随之而来的是法西斯主义作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反动而猖獗一时。这些新因素导致现代生产力的阻滞，延缓了现代化推进的势头。在此期间，世界分裂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的现代经济体系，对后来的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选择与新探索发生了重大影响。

——摘编自罗荣渠《现代化新论》

材料三：瑞雪兆丰年，飞雪迎春到。1978年12月18日，在北京罕见的大雪天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召开，给严冬带来了春天的讯息，奏响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春之序曲。会议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全党的工作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自此以后，中国人民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不断向前迈进。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2021年，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摘编自《改革开放史》等

材料一：1949年同历史上的最高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减少一半，其中重工业产值减少70%，轻工业减少30%。这一年钢产量仅15.8万吨，减少80%，煤仅3243万吨，减少48%，粮食为11318万吨，减少约25%，棉花为44.4万吨，减少约48%。1949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现代工业产值只占17%。根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社会委员会”统计，194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27美元，不足整个亚洲平均44美元的2/3，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

 ——据王桧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材料二：如图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变化示意图》

材料三：艰难困苦，玉汝于成。40年来，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地试、勇敢地改，干出了一片新天地。……从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到全面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依法治国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外事体制改革、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生态环境督察体制改革、国家安全体制改革、国防和军队改革、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纪检监察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扎实推进，各项便民、惠民、利民举措持续实施，使改革开放成为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最壮丽的气象。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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