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中，基层治理实行的是“士绅之治”，乡村的实际权力掌握在作为地方精英的士绅手里。士绅们具有公共地位，负责地方事务，其地位则是被其所管辖的乡民所授权的。乡绅必须要对乡民负责，接受乡民监督，一切行为举止要考虑公共舆论和道德习俗的影响，不得任性而为。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士绅的角色类似于政府在地方管理的角色，但作为地方的代理者和维护者，在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上，其维护的是地方的利益，而不是国家政权的地方代理人。士绅虽也必须受国家管制，但其自身活动空间较大，比如，在维护地方利益方面，其可以与地方衙门进行交涉。

——摘编自秦德君毛光霞《中国古代“乡绅之治”：治理逻辑与现代蕴意一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非行政化启示》

材料二  近代以来，国家面临治理任务日益繁多，控制乡村显得更加重要。于是，政府逐渐重视起对基层的治理，原来乡村自治的界限被国家打破，基层政权日益官僚化，统一编制，基层政权的代理人由国家指派和管理。一方面，国家权力也因此通过多种途径渗入乡村社会，国家对乡村的控制得到加强，地方势力把持基层政权造成的地方团体化也被打破。另一方面，这种变化也打破了“双轨政治”的平衡，使国家有力量剥削乡村，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地方基层治理被严重破坏。

——摘编自王德成《中国基层治理的历史沿革及当代转型》

材料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商品化经济程度不断加深，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地位的变化，中国基层组织逐渐形成了以街道党委为领导核心、以街道办事处为管理主体的治理模式，逐渐构建起“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同时，着力补齐农村基层社会建设短板。通过加强“街道办事处一居委会”体制，使国家政权的力量在城市基层不断得以强化，街道的行政组织机制也不断完善，居委会逐渐成为城市基层的“行政细胞”，行政能力与行政资源得到增强和提升。

——摘编自吴晓霞《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的演进线索和内在逻辑》

程元通控告棚民案

乾隆朝后期及嘉庆朝，大批异籍农民涌入安徽等地，就山搭棚，垦荒为生，被称为棚民。乾隆五十九年，安徽徽州休宁程氏的一些族人私下将山场租给棚民种苞谷。随着开种山场规模扩大，部分族人与棚民发生纠纷并持续多年，遂于嘉庆十二年以族长程元通名义派程怡仁到都察院控告棚民。

程氏状词

“我们住居地方，环抱皆山，祸遭流匪方会中等向无业地棍程金谷等盗租山场，搭棚纠集多人，私行开垦，种植苞谷，以致山倾石泄，涨塞河道，山上坟茔尽行挖掘，山下田庐皆受其害。该棚匪千百成群，实为地方之患”

嘉庆上谕

“或设立禁约，责令逐渐迁移，或勘定界址，就地妥为安插，不致无籍之徒愈聚愈多，日久为害地方，亦不至驱逐过骤，激成事端。……以期永杜争端，辑宁民业为要。”

地方处理意见

酌断山主退还部分租价银，“方会中等遵即拆棚领银，挈属回籍”。其他棚民，或“酌定章程，分年饬令退山”或“呈明入籍，照旧编甲"。程怡仁“照虚捏情节混供……杖九十，徒二年半。据供母老丁单，斥县查明照例办理”。其他人等，按律处理。嗣后，禁“山场混召异籍之人搭棚开垦”，“严定专条，有犯从重科罪”，令各族长、祠长“勒石公祠中，俾共知警惕”。

——摘编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朝安徵浙江棚民史料》

材料一：中国古代的乡里组织，是王朝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延伸，以达到直接或间接控制基层社会的目的，是“下县的皇权”。广泛存在于基层社会的宗族组织（族权）与地方势力（绅权），以及各类民间社会组织，填补了传统国家因受政治资源限制而留下的权力空白，在构建地方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乡村社会权力网络实际运作中，政权、族权、绅权相互联结、互相交融、彼此配合，使得中国古代社会具有不断自我修复、自我完善的机制，国家治理体系更加稳固而难以瓦解。 

——摘编自杨国安《古代基层社会如何治理》

材料二：民国时期县下设区进行管理，区逐渐成为县下常设的政区，区下设置的类型不一的组织则类似于以前的保甲管理制度。乡族与近代社团等社会力量并存，华南地区的农民协会、上海的工会以及各地的商会（团）、城镇的自治会（社），使多数人参与协调和解决纠纷、矛盾和冲突，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国时期各种类型的法律更加细化，基层社会治理方面也开始出现配套的法律。 

——摘编自温建钦《近代基层社会治理出现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