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关于印度的法案

材料一    甘地认为，英国用廉价的大工业纺织品打碎了印度的手工纺织业，从饥饿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手中抢走了最后一碗饭。工业文明导致了损人利己的疯狂行为，使人精神堕落。甘地发起了手工纺织运动，提出“纺车轮的每一次转动，都在纺着和平、善良和仁爱”“可以为印度半饥饿的半失业的妇女找到工作……并且用这种棉纱来织布给印度人民穿”。

——摘编自彭树智《甘地的农村经济思想及其道德观》等

材料二   20世纪20年代，中国对甘地的报道多是翻译外国文章，对甘地以赞同、景仰为主。

          1930年，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第二阶段开始，中国一些国际问题专家和旅居印度的学者，撰写大量文章，指出不合作运动中上层只顾自己利益，不同教徒存在矛盾，反英力量分散，无力抵御英国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文章，呼吁印度无产阶级夺取革命领导权，只有“破碎‘非武力抵抗’和改良欺骗，革命才能更扩大的发展”。

        九一八事变后，民众将不抵抗比同于甘地的非暴力。有报刊指出“中国的不抵抗主义仿效甘地非武力抵抗何其相像”。西安事变时，西北军打出“我们要做中兴的少康（夏朝君主），不做亡国的甘地”的标语。

        1938年，中国报纸报道了甘地捐助中国救护车的消息，称其“为国际社会向中国表示同情之新例证”。1939年，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甘地同情我抗战》，报道甘地呼吁印度全国向“为世界主持正义而战之中国人民加以救济”，共产党《新中华报》发表《可贵的同情——甘地向印人呼吁援助中国人民》一文。

——摘编自唐文权《甘地两次不合作运动在当年中国的反响》等

材料一 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哲学动员了数以百万计的群众投入到反英的斗争行列中，他们放弃殖民当局授予的职位和头衔，抵制法庭、学校和英货，开展游行、集会、罢工、罢市和罢课等斗争，甚至抗税、抵制和不服从各种不公正的法律。这些大规模群众行动给英国殖民统治造成了巨大的威胁，也给其经济带来严重的损失。例如，在1922年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甘地大力提倡农民开展手纺运动，抵制英货，最后使英国纺织品的进口下降了28%，而印度自产的纺织品却猛增27%。

——摘编自朱明忠《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及其影响》

材料二 印度民众对甘地像对待上帝或真理的使者一样，崇拜得五体投地，奉之为“圣雄”。然而，由于甘地指给人民的是一条不现实的非暴力的道路，他对人们的影响愈是深入持久，对印度民族运动的危害也越大，正如尼赫鲁所评述的，“非暴力使得人民的心智受到熏陶，并使他们越来越想采取和平行动”，“正是那个非暴力方式的教义产生了疑虑和踌躇而成为暴力行动的障碍”。

——摘编自柴俊青《甘地非暴力主义评价问题再探讨》

材料三 二战结束后，处于内外交困的英国政府慑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再起的压力，答应印度独立的要求，但因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分歧与对立，再加上英国分而治之政策的影响，印巴分治已成定局。印巴分治后，甘地获得了印度人民和国大党的崇高敬意，但他却大权旁落，其终身为之奋斗的非暴力思想也被束之高阁。面对分治以后的宗教仇杀与混乱，甘地殚精竭虑，利用自己的威望与绝食帮助平息了大规模教派仇杀，自己却成为教派冲突的牺牲品，于1948年初遭到印度教顽固教徒刺杀身亡。

——摘编自王钊《试分析甘地非暴力不合作思想的形成及其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