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

梁晓声

1984年至1986年，父亲栖居北京的两年，曾在五六部电影和电视剧中当过群众演员。父亲被选去当群众演员，毫无疑问地最初是由于他那十分惹人注目的胡子。父亲的胡子留得很长，长及上衣第二颗纽扣。总体银白。谁见了都对我说：“梁晓声，你老父亲的一把大胡子真帅。”父亲第一次当群众演员，在《泥人常传奇》剧组。导演是李文化。副导演先找了父亲。父亲说得征求我的意见。 父亲大概将当群众演员这回事看得太重，以为便等于投身了艺术。所以希望我替他做主，判断他到底能不能胜任。

起先，我担心父亲在戏中被人呼来喝去。大导演李文化亲自来找我——说他这部影片的群众演员中，少了一位长胡子老头儿。“放心，我吩咐对老人家要格外尊重，像尊重老演员们一样还不行吗?”——他这么保证。无奈，我只好违心同意。

从此，父亲便开始了他的“演员生涯”，在他74岁的时候。

父亲演的尽是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角色”。不同的服装，使我的老父亲在镜头前成为老绅士、老乞丐、摆烟摊的或挑菜行卖的……不久，便常有人对我说：“哎呀，晓声，你父亲真好。演戏认真极了!”但那也算“演戏”吗?我每每一笑置之。

一次，我从办公室回家，经过北影一条街——就是那条旧北京假景街，见父亲端端地坐在台阶上，而导演们在摄影机前指手画脚地议论什么，不像再有群众场面要拍的样子。时已中午，我走到父亲跟前，说：“爸爸，你还坐在这儿干什么呀?回家吃饭吧。”父亲说：“不行。我不能离开。”我问：“为什么?”父亲回：“我们导演说了——别的群众演员没事儿了，可以打发走了。但这位老人不能走，我还用得着他!”父亲的语调中，很有一种自豪感似的。父亲坐得很特别，那是一种正襟危坐。他身上的演员服，是一件褐色绸质长袍。他将长袍的后摆，掀起来搭在背上。[A]而将长袍的前摆，卷起来放在膝上。他不依墙，也不靠什么。就那样子端端地坐着，也不知已经坐了多久。

中国之电影电视剧，群众演员的问题，对任何一位导演，都是很沮丧的事。往往的，需要10个群众演员，预先得组织十五六个，真开拍了，剩下一半就算不错。有些群众演员，钱一到手，人也便脚底板抹油，溜了。在这一点上，群众演员倒可谓相当出色地演着我们现实中的些个“群众”，些个中国人。

我细思忖：都愿请我的老父亲当群众演员，当然并不完全因为他的胡子……

两年内，父亲睡在我的办公室。有一天夜里，下起了大雨。我被雷声惊醒，翻了个身，黑暗中，恍恍地，发现父亲披着衣服坐在折叠床上吸烟。我好生奇怪，不安地询问：“爸，你怎么了?为什么夜里不睡吸烟?爸，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黑暗之中，但闻父亲叹了口气。许久，才听他说：“唉，我为我们导演发愁哇?他就怕这几天下雨……”父亲不论在哪一个剧组当群众演员，都一概地称导演为“我们导演”。从这种称谓中我听得出，他是把他自己——一个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演员，与一位导演之间联系得太紧密了。

而我认为这是荒唐的，因为这实实在在是很犯不上的。我嘟地说：“爸，你替他操这份心干吗?下雨不下雨的，与你有什么关系?睡吧睡吧。”“有你这么说话的吗?”父亲教训我道，“全厂2000来人，等着这一部电影早拍完，早收了，才好发工资，发奖金，你不明白?你一点儿不关心?”我佯装没听到，不吭声。

天亮后，我起来，见父亲站在窗前发怔。后来父亲东找西找的。我问找什么。他说找雨具。他说要亲自到拍摄现场去，看看今天究竟是能拍还是不能拍。[B]他自言自语：“雨小多了嘛，万一能拍呢?万一能拍，我们导演找不到我，我们导演岂不是发急吗?……”听他那口气，仿佛他是主角。我说：“爸，我替你打个电话，向你们剧组问问不就行了吗?”父亲不语，算是默许了。于是我就到走廊去打电话。其实是为我自己的事打电话。回到办公室，我对父亲说：“电话打过了。你们组里今天不拍戏。”——我明知今天准拍不成。父亲火了，冲我吼：“你怎么骗我?你明明不是给我剧组打电话，我听得清清楚楚。你当我耳聋吗?”父亲他怒冲冲地就走出去了。我站在办公室窗口，见父亲在雨中大步疾行，不免地羞愧。

在我写这篇文字间又有人打来电话：“我们想请你父亲演个群众角色…*这……我父亲已经去世了。”“去世了?……对不起。”对方的失望大大多于歉意。

我的父亲是一个普通人。以我的父亲为镜，我常不免问我自己——在生活这大舞台上，我也是演员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演员呢?就表演艺术而言，我崇敬性格演员。就现实中人而言，恰恰相反，我崇敬每一个“本色”的人，而十分警惕“性格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