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明代中叶，西方传教士通过澳门进入中国内地。他们以传播欧洲科学文化为手段，导引信徒向慕欧洲文明和生活方式。他们介绍的西方科学主要集中在天文数学方面，介绍的并非西方科学的最新成就，但许多科学著作通过编译得以在中国流传，中国有了可供吸取的新的知识来源。西方传教士为了适应、了解中国社会，开始钻研中国的经典。中国古代的主要经典和儒家学说，经意大利和法国人的介绍、研究，先后有了拉丁文和法文等译本，在欧洲知识界和上层社会中流传。1671年法文本的中医著作《中国脉经》出版。1735年第一部系统介绍中国的历史、现状和科学的《中华帝国史》四册在巴黎刊印。中国的工艺品、园林、瓷器、绘画、丝绸和茶叶等也得到欧洲人的景仰。在启蒙运动中，中国的优秀文化曾给菜布尼兹、伏尔泰的哲学和魁奈、杜尔哥的重农派学说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摘编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

根据材料，围绕“中西文化交流”为主题，提炼一个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阐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成文）

材料

顺治十六年（1659），欧洲天主教传教士南怀仁来华，任职于清朝天文历法机构钦天监。南怀仁经常出入宫廷，为康熙帝讲授西学，还奉旨制造火炮。他在以往天主教士著作的基础上，编纂了《穷理学》一书。该书共六十卷，将17世纪欧洲流行的逻辑学教材《亚里士多德辩证法大全疏解》纳入其中，阐释了知识的等级和分类，展现了以逻辑学贯穿诸学科的西学知识体系。从无穷、分数、公约数等数学概念，到赤道、五洲、经纬度等地理问题，该书涉及自然科学的各方面知识。南怀仁还借鉴宋明理学“格物穷理”之说，创造性地使用了许多名词术语。例如，今天通用的“科学”“理论”和“实用”，被他译为“致知”“致明”和“致用”。因清朝有天主教禁令，该书删除了与传教相关的概念和提法。

康熙二十二年（1683），南怀仁将《穷理学》进呈皇帝。康熙帝认为该书内容荒谬不堪，不予刊印。此后书稿散佚民间，几乎被世人遗忘。康熙帝曾说：“赞美天王（主）之西教，与中国教化原不相容。唯西教士能通晓科学，故国家起用彼等，臣民当深体联意。”南怀仁最终官至工部右侍郎，这是明清时期来华传教士所获的最高职衔。康熙二十七年（1688），南怀仁病逝于北京。康熙帝下旨表彰，谥号“勤敏”。

——改编自郑天挺《清史》、肖朗《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史上的<穷理学>》等

材料一　徐光启(1562—1633)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与传教士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的部分内容，将欧洲数学介绍到中国，奠定了我国近代数学的基础。其著作《农政全书》是我国历史上最重要、影响最大的农学著作之一。该书不但记载了我国古代农业生产的理论和科学方法，而且是我国农学史上最早传播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书籍。1629年明政府以徐光启为监督编纂《崇祯历书》，书中介绍了哥白尼的地球自转说，然而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些知识分子对哥白尼的学说持否定意见，哥白尼的学说在当时的中国并未引起重视。

材料二　儒家思想在西方传播较晚，当时近代科学技术特别是印刷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16世纪末，耶稣会士来华后翻译了《四书》《五经》。当时，中国的综合国力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东西方之间的对话处在相对平等的位置上，耶稣会士们的翻译在西方产生了很大影响。伏尔泰说：“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真理绝不与迷信混同。”他抨击天主教的黑暗统治，并把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中国看作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政体之一。有学者认为，“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17和18世纪的整个思想模式发生了转变，而转变之后，在许多方面与孔子思想都很相似”。

——摘编自郝景春《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

材料一  在公元634年到公元750年，阿拉伯人建立起一个西起比利牛斯山脉，东至帕米尔高原的帝国，伴随着帝国建立，伊斯兰教也传往世界各地。经济繁荣又使阿拉伯商人的足迹踏遍了亚、非、欧三洲，在地中海、印度洋甚至远至中国东南沿海的辽阔区域，阿拉伯商人都一度是最活跃的群体。9世纪初，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采用文化宽容政策，鼓励并组织对希腊古典哲学的大规模翻译活动。“智慧之城”巴格达拥有一大批专门的翻译人才。据说，翻译的稿酬以与译著重量相等的黄金来支付。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托勒密、希波克拉底等大批希腊、印度和波斯的经典得以保存。这使人类古典文明的辉煌成果在中世纪得以继承。公元771年，一位印度学者将一篇数学论文带到巴格达，其中包括从0到9等十个数字，阿拉伯人发现印度数字的优点，在帝国境内推广应用。随后，阿拉伯人又通过西班牙将印度数字传入欧洲，并传播到世界各国。公元712年，阿拉伯人在占领撒马尔罕时从中国人那里学会了造纸技术。公元794年，阿拉伯人在巴格达建立了第一座造纸作坊，当他们占领了西西里岛和西班牙以后，造纸技术也传进了欧洲。

——摘编自张帅《阿拉伯文明的起落》

材料二 我国的科技翻译始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止于18世纪中叶，延续了近一二百年的历史，明末清初，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我国东南沿海，许多西方耶稣教会人士以科学传教为名进入中国进行宗教传播活动，当时中国的学者与他们合作翻译西方科学著作，著名的有徐光启、李之藻、杨庭筠，他们三位被耶稣教会人士称为“中国圣教三柱石”，还有意大利人利玛窦、熊三拔，日耳曼人汤若望。利玛窦开创了“中西合译”的翻译形式，也成了翻译传统。虽然徐光启他们未能留下详细的翻译方法理论，但他们的看法却很有创造性，如徐光启指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李之藻提出“借我华言，翻出西义”；杨庭筠指出抓紧培养翻译工作者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所有这些都体现了译者的唯物思想和上进精神，同时也体现了译语中心的翻译传统。利玛窦等人之所以能在中国这个文化中心主义的国家生存并备受敬重，都是源于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熟悉，他们采用“科学传教”和“儒教合一”的手段传播天主教，他们对《圣经》进行了归化处理，甚至用儒家的词汇如“天”“仁”“仁慈”来翻译《圣经》中的“Deus” “mercy” “benevolence”。

——摘编自韩敏《从中国历史上的四次翻译高潮看中国翻译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