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早在西汉时期，中日贸易开始出现。这一时期日方来华朝贡，中方回礼馈赠。民间贸易是偶然的、非定期的往来，以简单的物物交换进行，但输入日本的先进生产技术给日本社会注入了新的血液。到隋唐时期，中日间使节往来频繁，派唐使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官方贸易，这使大唐的先进文化全面而系统地输入日本，两国的官方交往形成了第一次高潮，当时官方贸易据主导，并呈现鼎盛的局面，直到唐末才随遣唐使的废止而衰微下去。

五代、宋元时期，中日政府交恶，官方贸易大为减少。但这一时期日本社会发展较快，中日民间贸易得到长足发展，中国的药材、珠宝、铜钱、书籍大量输入日本，同时日本的时绘、扇子、刀剑等也深受国人的喜爱。明朝时期，明廷出于消弭倭寇的政治目的，日本出于获取利润的经济目的，中日间官方贸易再次复苏。明后期，倭寇祸乱日益严重，中日官方贸易终于在嘉靖年间彻底终止，同时明清政府厉行海禁，德川幕府后期也先后五次颁布“锁国令”，致使两国的民间贸易也只能以走私这种畸形方式表现出来。

——摘编自黄尊严、王芳《浅议古代中日官方贸易的特点》

材料一：隋唐时期，“（洛阳南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其内一百二十行，千余肆”，后历经两宋明清的发展，古代商业行会达到了顶峰。古代行会规定，加入行会后在原料采购、商品销售、运输用人等方面，均可优于其他从业者，商业行会在行业活动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古代行会的发展离不开强力机构的支持。传统中国，外出经商者常常按地域籍贯形成商帮，遇事即互帮互助，商会作为工商业者的组织便承担起了这方面的职责，在社会保障和慈善公益方面也发挥了独特的功能与作用。古代商业行会推出禁止帮工成立自己的“行”“帮”等组织的习惯法，在司法上享有部分的自决权，有很多习惯法就是行会组织通过与地方政权的密切配合而议订的，不少还由官府出面发布，由国家的强制力来保证其实施。

——摘编自张宇丞《古代商业行会的现代借鉴意义》

材料二：商业组织的革新是城市近代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商会是在清末出现的最为普及的新式商人组织。1896年，张謇议设的商会是包括各行各业的综合机构，也是介于官商之间的桥梁机构，至1912年，全国商会达998所。1930年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商会法》和《同业公会法》，仅徐州就陆续改组或新成立同业公会36个，1930年冬，县商会改组，选出15人为执行委员，组成委员会，另选5人为监察委员，组成监委会。1932年，县商会设立了小额贷款处，向大商户筹集的贷款基金约1000元，无息借用，发放无息贷款的对象是小摊贩。1949年8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组织工商业联合会的指示》，要求在“一些大中城市改组、改造旧商会，旧工业会、旧同业公会，先后成立工商联的地方组织以便教育和团结私人工商业家”。

——摘编自赵良字《还代商业组织的嬗变与城市社会美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