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工厂制度在英国形成后，工厂主大多数不是贵族。他们凭自己的创造才能取得发明专利，更凭精明的算计开办工厂，有的成为万人瞩目的首屈大富。理查德·阿克莱特是工匠出身，前半生穷困潦倒。他发明了水力纺纱机，并很快取得专利权，1771年建立水力纺纱厂。马修·波尔敦是手工业主，他创办了铁厂，并帮助瓦特改进了蒸汽机。

——摘编自钱乘旦、陈晓律《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等

材料二 工厂制度进入中国始于19世纪中后期。经过几十年的曲折发展，到1913年工厂数量已经颇具规模。据对1913年以前开办或投资工厂的202个人的统计，地主占55.9%、买办占24.8%、商人占18.3%、华侨占1%。

——摘编自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等

某学者认为，政治环境的不同是中英两国早期工厂创办者身份不同的主要原因。概括中英两国早期工厂创办者的不同身份，并评述该学者的观点。（要求：赞成该观点或另提出一个主要原因均可，并阐述理由）

材料一 19世纪初开始，尤其是19世纪20年代中期后，技术学校遍布全国，规模不断扩大。1823年，伦敦技术学校建立，人员从1824年的750人增加到1826年的1500人，到19世纪中期，整个英格兰与威尔士有622所类似的学校，拥有60000个学生。非国教派还开办了许多新型的大学学院，而在这些大学学院中，不分贵贱等级吸收学生，中产阶级和工人是学院的成员。在这些学校中，以传授自然科学知识为宗旨，轻视宗教教学，以及死板的文法教育，一切从功利的立场出发，着眼于学科的有用性。这些学校为许多工人创造了学文化的条件。

——摘编自潘迎华《英国近代教育与工业化关系研究》

材料二 俾斯麦政府加强对教育的控制，颁布了一系列帝国教育法令。70年代完成了近代教育革命，实行强迫义务教育制。服兵役和受教育被视为公民的两项基本义务。当其他国家的大学仍然瞧不起科学的时候，德国的大学已经允许科学独立地发展，而且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创造出不少有效的组织方法和形式，实验室、研究生指导制度、研究生院、研究所、专业科技刊物的出版等，全都是德国首创的。德国成了世界教育界瞩目的中心，当时有志于数理研究和深造的人中流行一句口号是：“背上行装，上哥廷根！”……德国人在学习英美法等国先进科技的基础上，完成了一项划时代的转变：把科学转向应用于生产。德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工业的勃兴，应当说主要是依靠“系统学习”和科技进步的力量。

——摘编自尹朝安《19世纪德国的崛起与制度创新》

材料一

在西方近代企业制度生成的过程中，公司制度的缘起较之于工厂制度要早。大致上从16 世纪起，西方社会就开始出现最早的特许制公司组织，其主要的经营领域是对外贸易，其中如1555年获得特许状的俄国公司，1600年获得王室特许状的著名的东印度公司等。1720年《泡沫法案》对公司的设立进行了强制性的规制。英国海外贸易法人的建立一般被认为是世界近代公司制度的起源。18世纪 60年代，纺织、冶炼、机器制造、造纸、玻璃等行业建立了一系列工厂，工厂制度开始形成。工厂制度与公司制度在制造业领域普遍化的内在结合是在19 世纪 70年代之后。随着技术的进步，机器使用的扩大，固定资产规模大大扩大了，股份公司制度就被引入工业制造业。

——摘编自张忠民《中国近代企业制度的生成来源》

材料二

与西方工厂制度脱胎于旧有的工场手工业，并且最早产生于棉纺织业不同，西方的近代工厂制度传入中国之后，由于中国的近代工业最早产生于国家特许、甚至是国家经营的军用重工业，资金耗用以及生产规模的巨大，使得近代中国最早的工厂制度一开始就走上了与公司制度相结合的演进道路。只不过当时的中国，由于尚无明确的经济立法，无论是工厂制度还是公司制度，都缺乏相应的适用法律调整，使得当时的近代工厂企业显现出明显的早期制度特征。

——摘编自张忠民《中国近代企业制度的生成来源》

材料一 1769年，理查德·阿克莱特建立了英国第一个工厂，标志着工厂制度正式诞生。在随后的20年里，工厂制度在英国逐渐普遍起来。到1788年，英国已经建立143家纺纱工厂。1840年英国工人的平均生产效率已经达到1770年的20倍。

材料二 在以机器生产为基础的企业中，即在工厂中，我们始终可以见到一种简单协作，也就是说，好几台相同的工作机（暂且把工人撇开不谈），同时地和共同地在一个工作场所进行工作。在农业机器化的地方，农民面临与奄奄一息的家庭手工业同样的命运。旧社会最牢固的基础，与农民一起被消灭掉了。农村中“剩余”下来的农民和雇佣工人，纷纷流入城市。“机器使体力成为多余的了……这种代替劳动和劳动者的强有力的手段，立刻变成一种不分男女老幼，把工人家庭一切成员都归资本直接支配，从而增加雇佣工人人数的手段。”工厂里的强制劳动不仅侵犯了孩童爱好游戏的权利，而且还排挤了自由的家务劳动，这种家务劳动原来是工人家庭本身需要的。

——摘编自【德】卡尔·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