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溥《漂海录》与明代社会

材料一

材料二   2016年11月，由浙江省博物馆与韩国国立济州博物馆共同举行的展览“漂海闻见——15世纪朝鲜儒士崔溥眼中的江南”，以《漂海录》为线索，辅以中韩两国超过300件馆藏文物，重点探寻崔溥在中国江南的游历足迹，展示《漂海录》中生动的人物及其所生活的时代盛况。展览分为四个单元：

——据王佳月《以个人为支点——浙江省博物馆“漂海闻见”展览回顾》整理

材料一 汉武帝时期开通了陆上“丝绸之路”，对外贸易不断发展。这一时期，从西方传到中国的农产品有石榴、核桃、萄葡、胡萝卜等数十种。由中国传往西方的物品以丝绸和资器为主，主要是由安息商人转运到欧洲。唐朝对于陆上贸易限制相当严格，在官府监督下进行互市。相反，唐代鼓励海外贸易，唐代海船制造技术称雄世界，海上贸易发达。唐朝在广州一地设有市舶司，负责外贸事务。中国出口商品种类除丝绸外，瓷器、纸张、铜器、铁器、茶叶等都成为大宗贸易商品。西方的历法、数学、医学等伴随着外贸传入中国。

——摘编自李湘《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发展述要》

材料二 两宋海外贸易的规模之大，在市舶司净利收入中可略见一斑。宋初59万缗，治平63万，元祐末41万，徽宗时110万，绍兴年间更高达200万。宋代海外贸易的范围自西太平洋到印度洋、波斯湾，确为汉唐所未有。作为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海上贸易国家，它借助海外贸易这一个充满巨大经济利益的平台，吸引着国内外的经济要素不断进入近海区域，参与到近海市场的经济活动之中，从而为近海市场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摘编自廖伊婕《宋代近海市场研究》

材料一 周王朝就有了“君权神授”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论。从西汉至清代的各朝帝王，都没有摒弃分封诸侯、屏护中央、面南为天下共主的传统观念。由于汉民族长期保持很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于是不断增强了自我优越、惟我独尊意识，并产生了华夷观念，把周边民族或国家都视为落后的蛮夷。对待周边蛮夷国家，中国除要用强大实力使之“畏威”之外，更应以“德惠”使四夷倾心内服。《礼记·中庸》主张对诸侯和更远方的国家采用“怀柔”政策，包括“厚往而薄来”的恩惠大度方针。按照儒家学说，中国君主与其他各国君主的关系，只能是天子与诸侯的君臣关系，外国来使均为朝贡者，故没有形成平等国家间的外交理念和外交礼仪。因此，古代中国统治者认为自己不需要外交，无需常设的外交机构，只是由礼部和理藩院分别办理海道和陆路往来的各国事务。

——摘编自王红续《中国外交从宗藩体制向近代体制的转型》

材料二 近代中国外交近代化是在列强强大的武力逼迫下被迫实行的。一个自视为“天朝上国”、拥有众多藩属国的泱泱大国，在遇到西方的“坚船利炮”后，被迫放弃天朝尊严，俯就于西方现代化的大潮之中。近代中国外交的转型，既是由君主专制政体向民主共和制政体的转变，也是近代中国外交形象的转变……国际社会也逐渐认可了中国的存在，如：1920年初，借助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有利形势，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顾维钧被推选为国际联盟理事会理事长，进一步显示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摘编自马彦丽《从晚清外交机构的演变看中国外交近代化》

材料三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面对的是共和国初建、美苏“冷战”激烈进行、新中国尚属孤立的复杂国际局面，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以及融入国际社会变得更加迫切，这是艰难局势造就的新中国外交使命……改革开放时期的外交使命变得更加明确，“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定性了中国外交注重国内发展和促进国际和平的外交使命，21世纪前十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最终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对这一使命最好的实践。中共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审时度势提出“坚持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民族复兴于是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使命。

——摘编自白卫东、刘常喜《峥嵘七十年：新中国外交的“变”与“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