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民国初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内市场的不断扩大，大量的新兴商业城市得以建立。这一时期民族商业集团的诞生成为中国商业近代化的重要标志。近代新式商业主要出现在中国沿海一些工业发达、交通便利的大城市，广州、上海、天津等地出现了一批新式大规模百货商店，主要经营工业产品。当时一些工矿企业主认识到商业利润高，开始把部分工业资本投向商业，使得商业资本比例逐渐上升。另外，更有些资本持有者干脆组建商业资本集团，专门从事商业活动。伴随着农产品的商品化，并得益于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农村市镇的商业发展也较为迅速。

——摘编自徐占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原由初探》

材料二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国定进口关税暂行条例》，实行关税自主。同年5月设立财政部，明确规定了包括关税在内的一切税务要政统归该部管辖；6月，财政部通令各地造币厂停铸“袁大头”，改铸造孙中山头像银元；10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中央银行条例》，为创建国家银行进行具体筹备。1934年11月1日，中央银行正式成立。作为国家银行，南京国民政府赋予了中央银行各种特权，这为它能以政府财务代理人身份对全国金融业务实行垄断提供了条件。在此前后，南京国民政府又分别对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注入官股，进行人事改组，从而控制了这两家中国最大的银行。上述举措使得国民政府得以逐步完成对全国金融的控制，为统一全国金融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客观上推动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

——摘编自傅志明《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的经济改革》

材料一 两次鸦片战争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入侵的刺激，传统的自然经济在沿海沿江口岸地区逐步瓦解，六七十年代清政府开始举办求富求强的洋务运动。在这些因素的交织作用下，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通商口岸的一些官僚、地主、买办和商人开始投资创办近代企业。

——摘编自徐国利《中国近代儒商的形成和近代儒商文化的内涵及其特征》

材料二 欧战爆发后，民族工业显露加速发展的步伐，其中棉纺织工业等轻工业发展尤其突出。据北京政府农商部统计，1914年工业企业注册的资本是六千两百多万，1920年增为一亿五千五百万元，增加125%。1914年到1920年，中国资本的纱厂数量由35家增至63家，面粉厂增加了84家，面粉的出口由7万担增至396万担，由入超转为出超。民族工业主要集中在江、浙、沪地区，黔、贵、皖等地，或两三家。

——摘编自孙长斌《一战时期中国经济变化与民主革命新因素的成长》

材料三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制定了一系列鼓励民族工业发展的政策，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民族工业发展到顶峰。这一时期的民族工业十分注重技术改造，如1934年创办的永利化学公司总技师、留美化学博士侯德榜，在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下，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到需要他的祖国，走上实业救国之路。他埋头苦干，试验十余年，创造了中国的“侯氏制碱工程”。这是亚洲人首次新法制碱成功。

——改编自许建平《三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特点（1930—1937）》

材料一：受气侯、棉花生产特性等自然因素影响，中国棉花主要产区集中于河北、山东、河南、山西、浙江、江苏、陕西等省。民国时期，这些省份的棉花种植面积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如1914年，河北省棉花种植面积为4124千亩，1937年增至12760千亩。近代中国棉花的消费对象主要是上海、天津、汉口以及华北4省的华商纱厂、日本纱厂以及日本本土纱厂。这一时期新增的棉花种植区城主要分布在毗邻纱厂或近代交通线的地方，如山东棉花种植集中在黄河以北、小清河流域、津浦沿线一带。由此可见，棉花种植所引发的农村经济结构变动是区城性的。

——摘编自王建《市场导向下近代中国经济结构变动》

材料二：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一些实业家开始注意中国农作物品种的改良问题。上海德大纱厂创办人曾呼吁改良中国棉种和扩大植棉面积，并亲自编写《植棉改良浅说》一书，散发给纺织界同仁及棉农，以传播植棉改良知识。1914年，他在筹办德大纱厂时，开办了穆氏植棉试验场，引进美国长纤维棉种。经过探索，优质棉种试种在第三年获得成功，产量比一般农家旧的棉种高出五六倍。不久，上海工商界名流联合发起并组织了中华植棉改良社，开辟了更大规模的植棉试验场，推广美国优质棉种。

——摘编自戴鞍钢《民族工业与近代中国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