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庚子事变后，中国新思想界有人提出了建立国民政治的主张。他们认为：“欲国民能力发达，以竞争图存，必须赋予国民以参政权，建立国民政治。国民政治不但可提高国民能力，且能限制专制权力，保障产权，发展资本主义，以对抗列强的经济压迫”……“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在20世纪初渐成新思想界的共识。其中，革命派主张“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立宪派要求建立“国民的立宪”。

而立宪派则较多地受精英民主论的影响，他们恐惧“下等社会”当政，认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当以中等社会为立足点、主动力，不赞成过早向“下等社会”开放政权。梁启超主张必先“新民”，牖启国民之政治思想，培育其能力，再实行国民政治，不赞成在国民资格未备的条件下实行国民政治。

民国建立后，立宪派强调人民主权说于学理不通，也不适合中国当前之需，且易生流弊；革命党人则将主权在民看作共和政治的本质特征。

思想界围绕平民政治与精英政治发生的争论持续发酵。

——摘编自邹小站《清末民初思想界关于平民政治与精英政治的争论》

材料一：中华民族的形成经历了“部族一华夏民族一汉民族一中华民族”的过程，与此相对应，中国的国家形态结构也由黄帝——尧舜禹时代的单一制“部族国家”，发展为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代的多元一体的复合制“华夏民族国家”，再发展为秦汉以来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虽然“中华民族”一词出现在近代，但自秦汉开始出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起，中华民族就处于形成之中。

——王震中《强化国家认同与民族凝聚》

材料二：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自觉不同于西方国家是由于国家自身原因而发生的，它更多的是迫于外部挑战刺激下的一种被动回应。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萌芽于晚清，甲午战败后，中国的知识精英阶层逐渐觉醒了“我”族意识，他们为中华民族在国际上争取平等地位和民族的独立作了深刻的思考和艰苦的努力；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知识政治精英的启蒙以及国内外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情况下，中国普通民众的民族国家意识逐渐觉醒；抗日战争的爆发，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民族国家意识高度觉醒，并且参与到维护中华民族领土和主权完整的战斗中，“民族国家”之观念被广泛和深入地传播与接受。 

——摘编自谢丹《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发展的历史考察和理论思考》

材料三：毛泽东同志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1952年，中央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并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尔后，建立了省级自治区5个，地区级自治州30个，县级自治县122个。 

——摘编自杨秀珍《论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材料一 1901年，梁启超呼吁“过渡时代之英雄”，认为此种英雄应具备冲破旧势力的“冒险性”、过人的“忍耐性”、为国民择一“最良合宜”政体并倡率国民以此途得幸福的“别择性”。1903年，留日学生极力宣扬岳飞精忠报国、至死不渝的精神，认为他“为种魂，为国魂，为中国民族之天神”。

 ——摘编自赖静萍《从揽驭到召唤：近代中国国家建设与“英雄”概念变迁》

材料二 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者和传播者，对英雄观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并对崇拜伟人英雄的西方英雄史观予以批判。李大钊指出，“离于众庶则无英雄”，英雄也需要依靠人民群众才能发挥力量。陈独秀强调，英雄时代、圣人时代已经结束，国家“若不建立在广大群众的需要与同情的力量上面，不是难以持久，便是造成新的军阀”。 

——摘编自黄倩倩《中国共产党英雄观百年演进的历史逻辑》

材料

    近代中国接触的西洋“除了强大的武力，尚有别具一格的政治组织、经济力量、高度文化，一旦彼此短兵相接，中国的藩篱为之突破，立国基础为之震撼”。面对这“旷古未有的变局”，中国“应付的困难就从此开始了，但前途放大光明、得大幸福的希望亦即寄托在这个大变化上”。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通史》等

围绕材料，结合中国近代史的具体史实，自拟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阐述。（要求：明确写出论题，阐述须史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