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61年北京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管理因条约而产生的各种事务。又设同文馆，教授外国语言，不久其他类似的学馆也开设于各通商口岸。轮船招商局设立于1872年。开平煤矿始于1876年。……自强运动表示着一种意志简单的目的：中国希望借西方之科技以充实军事力量而已。纵有对他们的批评，也并不苛刻，可是运动本身范围如是窄狭，也就无从达到预期效果。

——摘编自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材料二  甲午以后，康有为领导的变法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救国救民的第二个方案，这个方案的主旨是要变更政治制度，其最后目的是要改君主立宪制，变法运动无疑是比自强运动更加西洋化、近代化。

——摘编自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材料三  等到自强、变法……都失败了，国人然后注意到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救国救民的革命方案，即三民主义。但是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在西洋尚且未实现，以落伍的中国，外受强邻的压迫，内部又满布封建的思想，何能同时推行三民主义呢？这岂不是偏于理想吗？……其实中山先生充分的顾到了这层困难。他的革命方略就是他实行三民主义的步骤。同盟会的宣言的下半说明革命应分军法、约法、宪法三个时期，就是以后所谓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

——摘编自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梁启超与“新史学”

材料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修史的传统。以《史记》《汉书》等为代表的二十四史是中国传统史书的书写典范，塑造了中国传统史观。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人历史观念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时代，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对中国传统史观进行了彻底颠覆。

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史家所以尽此义务之道，即求得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

——摘编自梁启超《新史学》(1900年)

中国二十四史，以一朝为一史。只见有君主，不见有国民也。 就其事变之著大而有影响於社会者，各以己意约举而分之，以便读者。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中央集权之制度，日就完整，君主专制政体全盛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於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君主专制政体渐就湮灭，而数千年未经发达之国民立宪政体，将嬗代兴起之时代也，此时代今初萌芽。虽阅时甚短，而其内外之变动，实皆为二千年所未有，故不得不自别为一时代。

——摘编自梁启超《中国史叙论》(1901年)

梁氏“新史学”未能解决历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史家的世界视野与本土情怀之间的张力问题。梁启超醉心于“历史”的“公理公例”，甚至套用欧洲历史经验对中国历史作出“脸谱化”评判。……梁启超所援引的文明进步、社会进化观念，其实与真正的历史规律还有相当距离。

——摘编自李恭忠《梁启超的“中国史”自觉及其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