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始皇全面推行郡县制，以郡统县，郡行政长官称郡守，掌一郡行政等事务，郡尉负责军事，郡下设县，县行政长官称县令。每年岁末，郡守派遣官吏赴京师上计(地方官吏于岁末年终将一年的政绩汇报给国君或上级官员)，向中央呈交记录本郡情况的计簿。朝廷据此行赏罚。县则在郡上计前，向郡守呈交县计簿。中央派监御史监察郡政，纠举弹劾有罪过的官吏。

——摘编自《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二 两宋之际，北方战乱的影响与南方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促成了我国历史上继西晋、唐中期以后第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在中国历代的人口分布上，北宋末年首次出现南北均衡。此后，南方的人口优势逐步确立，南方经济明显领先，经济重心不可逆转地远离了北方，南盛北衰的局面完全确立。元明清时期，这种趋势继续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均产生于江南地区，充分说明南方经济发展的水平已占据压倒的优势。

——摘编自章开沅主编《中国经济史》等

材料三　明清之际启蒙思潮与欧洲启蒙运动毕竟是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背景下发生的，其精神特质有很大差异。首先，中国明清之际启蒙思潮发生在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萌芽时代。此时的中国，在产业方面，尚只是在工商业较发达的苏(州)、杭(州)等极少数地区出现少量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与之相应，社会中尽管逐渐分化出了一个强烈要求发展工商业的市民阶层，却尚未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就是市民阶层在社会上的势力也显得很单薄，根本不足以与当时仍然强大无比的封建势力相抗衡。其次，中国明清之际启蒙思潮，发生在一个具有以“天下为家”和皇权至上为主要特征的政教合一文化传统的社会里。这种文化的实质，在于封建宗法等级制度。这种制度，到了明清之际，主要由于受到商品经济的冲击和政治剧变等因素的影响，发生了空前严重的危机。

——摘编自周可真《明清之际启蒙思潮与近代欧洲启蒙运动》

材料一：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君为臣纲。

——《春秋繁露》

材料二：一方面是帝王对于人民横征暴敛、残酷盘剥的现实；另一方面，天下又不能没有帝王。对于这道难题，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的解答也只能祭出道德说教的大旗，将希望寄托在后世君王能够积极效法那些虚幻的尧舜禹等上古帝王的样板上面……从今天的角度看，黄宗羲明显属于“看对了病症，开错了药方”。

——周英杰《大历史的小切面》

材料三：受制于“皇帝制度”两千年，是这个民族不能逃避的命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许多问题，比如“德先生”“赛先生”迟迟不能落脚，比如公民意识、规则意识、宽容意识的缺乏，比如“熟人社会”，比如“守旧症”“非我症”“不合作症”“麻痹症”，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的夏商周时代或者更远的尧舜禹。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文化转型的艰难。

——张宏杰《十国皇帝的五种命运》序

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顾炎武的《郡县论》认为郡县制是政治最大的弊端，“此民生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益趋于乱也”。郡县制是专制皇帝最大化自己权力和利益的手段，所谓“今之人君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中央专权钳制之下，地方社团和地方官毫无积极性可言，致使民穷国弱，而振兴国家的办法就是分权给地方，让地方社团强盛，授地方官以实权，“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以厚民生和强国势。

——彭小瑜《“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以政治人类学质疑“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材料二：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敲剥天下之骨髓”的君主是人民的“寇仇”，是“独夫”。黄宗羲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主张通过学校和实行法治来监督君权。这种学校具有对天子直言“政有缺失”，“公其非是”的职能，类似于近代的代议机构。他提出以“天下之法”取代君主的“一家之法”，从而实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