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商鞅“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废止“田里不鬻”。

——《史记·商君列传》

材料二   公元前106年，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对郡国的管理，把全国除了三辅、三河和弘农以外的地区分成了十三个州部、中央在每个州设立刺史一名，负责考察吏治、奖惩官吏、决断冤狱。

材料三   九品中正制，本想替当时用人定出一客观标准，还是不失此项制度所应有的传统精神的。但后来却变成拥护门第，把觅取人才的标准，无形中限制在门第的小范围内，这便大错了。唐代针对此弊，改成自由竞选、所谓“怀牒自列”、既不需地方长官察举，更不需中央九品中正评定；把进仕之门扩大打开，经由各人各自到地方政府报名，参加中央之考试。

——钱穆《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一   随着门阀士族的衰落，九品中正制在开皇年间被隋文帝废除，改为主要通过科举选拔官员。唐人杨绾云：“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优试策而已。”须知科举考试，必由应试人于一定时期，投牒自进，按科应试，共同竞争，试后有黜落，中试者举用之……秀才、明经等科是由察举转化而来的，进士科为新设科目。

——邓嗣禹《中国科举制度起源考》

材料二   隋唐开始的科举始终将儒家经典作为考试的主要内容。自隋唐以后，各代“大小之官，悉听吏部；纤介之迹（官员大大小小的行为），皆属考功。”科举选官制度，使一些本来无立锥之地的平民书生，通过科场也得以晋身于官僚、贵族的行列。这样一来，在社会的等级阶层之间，就必然出现等级中的升降、甚至贵贱间的对流，这种流动性同时为那些原来既非官僚，也不是地主的人步入官僚队伍，提供了可能性。

——胡平《试论科举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影响》

材料一  唐高宗在位期间（650-683)所举行的22科共取进士578人，平均每科26人略多。龙朔三年（663)，以右史董思恭与考功员外郎权原崇同知贡举，思恭泄漏进士策问题目，案发，经三司审问，“赃污狼藉”，原来是贿买考题，于是“命西朝堂斩决”，由于董思恭临刑告变，于是免予死罪，改判为流放南方偏远的梧州。这是中国科举史上首例科场案，预卖考题要处以死罪，于朝堂斩首处决，量刑可谓极重。因此说“高宗时，进士难其选”。

材料二  赵匡胤于建隆三年（962)下诏废止了中唐以来知贡举官与及第考生结成座主门生关系的习惯做法。乾德元年（963)，又下诏规定：“礼部贡举人，自今朝臣不得更发公荐（编者注：通榜公荐法是唐代科举中制度所允许的推荐考试的办法，即知贡举官将赴贡院之前，中央台阁大臣可以向其推荐自己所了解的具有才艺的举子），违者重置其罪。”

——摘编自刘海峰、李兵：《中国科举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