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批判”一词来自德国古典哲学，特指人类勇敢地运用理性来解决自身面临的一切问题的崇高的“权衡较量”的思维活动，比如康德著名的三大“批判”。
鲁迅的“批判”也具有独特的哲思魅力，但并不囿于哲学和理论。竹内好认为，鲁迅一开始就不喜欢摆弄单纯的抽象理论，后来也无意于此。但这并不是说，鲁迅更偏重于“行动”。尽管鲁迅渴望“行动”，赞美“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诗人”，但他终于并不是行动家，他的小说、杂文和散文随笔无不显明他主要还是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个批评家（批判者）。而且他的批判并不仰仗也并不追求高深玄妙的概念理论的架构，乃是整个生命（活泼的智慧、情感与意志）的全然投入。表现出来，更偏重于苏珊·朗格所谓“情感的形式”，也就是文学。
鲁迅遗产也可以说就是批判的文学或文学的批判。
这具体就是他所提倡的“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直接批判社会现实并进而批判一定的社会现实所依托的一定的精神传统。其核心，就是“批判国民劣根性”。
为什么“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最后落实为对“国民性”或“国民劣根性”“坏根性”的批判？
这是因为在鲁迅看来，社会现实的改造直至文明传统的更新，关键在“人”，“人”的关键在“精神”，即通常所谓“人心”。人心坏了，外在的社会设施乃至文明的一切其他内容不管涂抹得怎样漂亮，都不可能真正好转，反而越来越坏。他虽然经常从直接的乃至高度敏感的社会政治入手，虽然也像学问家们那样进行深入广泛的历史文化的阐释，但他的真正目标仍然是坚定不移地“直指本心”：“批判国民劣根性”。
（摘编自郜元宝《鲁迅六讲（增订本）》）
材料二：
鲁迅在写于世纪初的《文化偏至论》里，所要讨论的是新世纪的中国文化的战略选择问题，同时提出的是中国要建立什么样的“新文明”，也就是如何赶上世界新潮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的问题。为此，他对于“西方文明史”，特别是19世纪西方现代化道路，进行了专门的考察。针对当时流行的关于中国的“现代文明”的种种设想，他明确提出，无论是“以富有为文明”“以路旷（即科技——引者注）为文明”，还是“以众治（即以议会民主为代表的现代民主）为文明”，都是片面的，只抓住了“现象之末”，而放弃了“本原”；他因此提出“根柢在人”，中国在新世纪里，要“生存两间，角逐列国”，“其首在立人”，也即人的彻底解放，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出发点，也是最后的归宿。
他又进一步回答了“怎样立人”的问题，指出：“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他的结论是：“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这就是说，鲁迅在思考中国所要建立的“现代文明”、所要实现的 “现代化”目标时，他并非不重视民族国家的独立、富强与民主，但他更重视与强调“人的个体生命的精神自由”：他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本末之分”，因此他赋予后者以哲学上绝对的终极的意义与价值，同时在现实层面的现代化（“现代文明”）目标与道路上，强调“立人”是“立国”的前提与基础，逻辑与历史的起点与终点（最终要建立的现代国家是“人国”）。
（摘编自钱理群《绝对不能让步》）
材料三：
一个人的精神发展要经过奴性、悟性、理性这三个阶段，一个民族直至整个人类同样也要经过这三个阶段。而民族和人类的精神自觉就需要本民族和全人类的思想家、文学家，对本民族的精神以至全人类的人性进行内审与反省，并以文学为途径把自己反思的结晶传达给人民，以改变本民族的精神和人类的人性。
鲁迅毕生所致力的，就在于对中国人精神的反思，启悟中国人“悟己之为奴”，从奴性状态上升到悟性境界。这是鲁迅所承担的历史的职责，也是他恒久的一直延续到当代的最重要的价值。这不是从某个人或某个政治集团的角度得出的结论，而是从普世的，即中国人以至全人类精神文化发展的视角进行观照所总结出的鲁迅的当代价值。正因为鲁迅具有这样的价值，是从根柢上深刻反思中国人的精神和思维方式，所以必然触动了每个中国人的神经中枢，牵扯到所有文化论战的核心问题，因为种种文化论战争论的根柢，说到底也是应该怎样认识人类自己与外部世界的问题。因而至今总有人骂他，攻击他，也总有人推崇他，纪念他，每一次的文化论战也都要把鲁迅牵连进去。
（摘编自张梦阳《鲁迅的科学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