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先秦时期的人口数量因统计资料缺乏而难得其详；到汉代，最高达到6千万左右；魏晋南北朝时期因长期战乱而下降一半左右；唐代鼎盛时期，最高达到8千万左右；北宋末期（12世纪初），首次突破1亿大关。在古代，人口的增长和繁多，固然是自然条件优越的结果，主要的还是整体生产力、特别是粮食生产发展的结果。除了人口数量，还要看劳动者文化教育素质。宋代通过科举等各种考试（包括“特奏名”恩赐等）而获得功名的人共有11万左右，目前可考者有4万多人。而参加各级考试的人数要多出几百倍。农民的识字率和文化素质也因此大大提高。岳飞虽然出身佃农，却从小就有机会练习弓枪、读书识字，成年后表现出不同凡响的武将才能。从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发现的处摩崖石刻来看，山区牧羊人也有能识字写字者。南方农村的文化教育水平高于北方。如福建路建州“耕且读者十家而五六”，邵武军“所至村落皆聚徒教授”。

 ——摘编自姜锡东《宋代生产力发展水平》

材料二 宋代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局限性，从长时段对比来看，主要表现为：农业技术还属于古代经验型，这个时期农业技术的发展进步，是广大农民长期的生产实践、亲自体验、外在观察、经验积累的结果。农具小型化趋势，宋代中原内地的牛马牧养业明显萎缩倒退。特别是耕牛的短缺，导致黄河和长江流域都普遍存在畜力不足问题。畜力不足，就只能依靠人力。而人力不可能牵引、推动大型农具，人们只能竭力发展改进小型农具。黄河中下游农业生产力发展缓慢甚至局部萎缩，学者漆侠的论文已论述宋代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及其所导致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的巨大差异，这里再补充如下：由于战乱和水灾等，原来处于领先地位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在唐末五代宋金时期发展迟缓，开封市以南许多地区甚至长期荒芜。粮食生产供不应求、南粮北运问题，成为长期制约北方生存与发展的一大难题。

 ——摘编自姜锡东《宋代生产力发展水平》

材料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到至元二十二年，由卢世荣主持推行理财改革。面对灾害频发，卢世荣体恤民情，奏请皇帝给予人民实惠，民生改革政策如下：恤民政策。忧虑百姓疾苦，裁撤各处竹货监管机构，改收竹税，贩竹自由。为解决站户逃亡问题，除驿马以外全部由政府供给，减轻站赤负担。惠民政策。江湖鱼课，已有定例，长流采捕，贫民恃以外生，所在拘禁，今后听民采用。免民间包银一年；免大都地税；乡民造醋者，免收课；江南田主收佃客租课，减免一分。轻徭薄赋，抑制兼并，施恩惠于百姓。但卢氏改革却被冠以“释怨要誉”的恶名。有些惠民恤民政策的制定与实际执行相脱节，造成负面结果，完全背离了卢世荣的改革设想。

摘编自吴晶晶《元代卢世荣理财改革研究》

材料

——整理自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

根据以上三图治水活动分布信息，判断各图对应的朝代，并说明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