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新史学”

材料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修史的传统。以《史记》《汉书》等为代表的二十四史是中国传统史书的书写典范，塑造了中国传统史观。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人历史观念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时代，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对中国传统史观进行了彻底颠覆。

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史家所以尽此义务之道，即求得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

——摘编自梁启超《新史学》(1900年)

中国二十四史，以一朝为一史。只见有君主，不见有国民也。 就其事变之著大而有影响於社会者，各以己意约举而分之，以便读者。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中央集权之制度，日就完整，君主专制政体全盛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於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君主专制政体渐就湮灭，而数千年未经发达之国民立宪政体，将嬗代兴起之时代也，此时代今初萌芽。虽阅时甚短，而其内外之变动，实皆为二千年所未有，故不得不自别为一时代。

——摘编自梁启超《中国史叙论》(1901年)

梁氏“新史学”未能解决历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史家的世界视野与本土情怀之间的张力问题。梁启超醉心于“历史”的“公理公例”，甚至套用欧洲历史经验对中国历史作出“脸谱化”评判。……梁启超所援引的文明进步、社会进化观念，其实与真正的历史规律还有相当距离。

——摘编自李恭忠《梁启超的“中国史”自觉及其限度》

材料：

1902～1906年，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发表十万字的《新民说》开启了以“新民”建构理想国民的历史先声。他认为：“三代以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人民只有为自己伸张权利，才能推动国家发展，使国家强大。国家间竞争很大程度上受国民素质的影响，设想由大官带头，普及世界各国历史以及政学、公法、科学等不同领域的知识，使道德教化礼仪化，使民智在“下效”过程中随之开化。认为“性别、年龄、阶级出身皆不能成为限制国民享有权利的条件”，“欲强国，必由女学”。主张广人才、兴学会，发扬个人对民族、国家责任及义务的“公德”，铸“私德”于资产阶级注重个人修养的“公德”之中，以中国传统旧道德的优秀成果充益资产阶级的新道德。鼓励国民要饱含热诚，要敢于张扬胆力。借西学之风，扬中国之气，创造出新，树立民族自信。

——摘编自陈骊《梁启超“新民”观考释》

材料一 

材料二 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一九一九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