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中国在建国初期所遇到的国际环境，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人民的友好和善意，一方面是美国为首的反动势力的敌视和侵略。……新中国……作为一个新型的国家，要为抛弃旧中国的外交传统，建立新中国独立、自主、平等的对外关系而努力。

——摘编自《中国外交史》

材料二 1949年在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向各国政府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随后，中国政府采用灵活的方针处理外交问题，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不经谈判即行建交的办法；对民族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先谈判后建交的原则，在对方明确表示不承认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再就建交具体问题进行磋商；对于美、英、法等国，则不急于采取行动与它们建交。新中国这一时期的外交政策反映了新中国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特别是同邻国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真诚愿望。

——摘编自于化民《“三大政策”与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外交》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列强在华特权，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屈辱外交，先后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界、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影响深远的外交理念，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格局，赢得国际社会高度赞誉。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和平外交政策，与世界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十八大后，党中央开创性提出全球治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外交新理念，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路，为人类社会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软实力显著提升。70年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外交始终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为我国发展营造了良好外部条件。

——摘编自《新中国外交70年：成就与启示》

材料一

美国的农业现代化始于19世纪50年代后期。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3个对美国农业和农业教育的发展有着决定意义的法案，即《农业组织部法》、《宅地法》和《莫里尔法案》。1884年，联邦政府颁布了关于阻止在牲畜中蔓延传染病的法令；1887年，国会通过《哈奇法》，开创了合作的试验站制度，即由农业部、各州农学院和农业试验站分工协作，共同承担农业科学研究任务。虽然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使美国的农业现代化进程受到了影响，但是由于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农业和鼓励农业科学研究的重要措施，并设立了专门管理农业的机构，所以美国农业发展的进程并未遭到很大的挫折，并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到1940年，美国基本上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在此基础上，美国用了50余年的时间，基本实现了农业现代化。

——摘编自孙鸿志《美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与政策分析及启示》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至党的八大召开这一时期，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准备时期，在这个时期，我国提出了农业现代化问题，并通过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制度变迁方式来促进农业现代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时期，由于片面地强调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上的“大”和“公”，忽视了社会主义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实质内容，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因此遭到严重挫折。“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农业发展呈现出缓慢增长和波动的态势。这一时期，国家从降低农业税、增强农业贷款力度等方面加大对农业的扶持，使得农业生产条件得到一定的改善。但是，受“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以及国民经济中对工业的重视和倾斜等因素影响，农业发展出现较大波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农业现代化进入全面建设和快速发展时期。在经历了准备时期和初步实践时期之后，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变革了原有生产经营体制，建立了新的组织形式。以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业经营体制和组织方式的变革，扩大了农民的自主权，提高了农业产量，推动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

——摘编自王国敏、赵波《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演进：1949—2010》

材料一：与任何其他国家一样，美国自诞生之日国家安全的问题就相伴而生。从建国到 19世纪末，美国政府专注于国内的发展和在美洲的扩张，国家安全主要是本土和西半球的安全……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美国的国际行为模式，使其国家安全有了新的含义。对外，不可避免地深深卷入世界事务。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家安全内外因素联系非常紧密，以至艾森豪威尔总统认为安全问题与外交问题为一回事。1989年后，美国开始调整其安全战略，其重点转向建立美国独霸全球的单极世界。 

——摘编自孟庆龙《美国国家安全思想和战略的演变》

材料二：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作了“现在的世界，是处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进入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提由了“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观点，认为保障国家安全的手段主要是增强军事实和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在传统国家安全观时期，中国建立了一套以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为主体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非法谍报活动和“和平演变”活动等外部非军事安全问题，成为主要外部安全问题。1993年，中国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全法》从法律上对国家安全机关的反间工作做出规定。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官方越来越多地提及生态安全、信息安全，能源安全、文化安全等更广泛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在转型国家安全观时期，中国开始组建专门机构，履行国家安全领域重大问题的决策和协调职者。 

——摘编自钟开斌《中国国家安全观的历史演进与战略选择》

材料三：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党中央领导集体面临错综复余的新的安全局势创造的最新理论成果，“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是中国国家安全理论的最新成果。 

——摘编自张志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