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先秦法家之崛起，是欲谋变法图强、以法治秩序替代传统礼治秩序的一次积极努力。如果抛开其中的专制主义等不良成分，其与时俱进的变革精神、按规则办事的理性精神和“大公无私”的正义主张在当下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法家的富强之路是建立在国富民穷、国强民弱的“零和博弈”之上的……法家“崇公抑私”的观念导致“公”对“私”的肆意侵吞和民众权益的极度萎缩。

——摘编自彭新武《法家精神：价值与缺失》

材料二：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在中国曾有过思想文化的飞跃，是人类精神的大觉醒时期。诸子百家基于对人性、自然、社会及历史所作的不同的理论反省与思考，才提出各种不同的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方案和纲领的。而且，诸子百家思想学说的鲜明的多元特征与强烈的原创精神，对后来大一统王朝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材料三：秦汉以后，儒家思想获得了统治地位，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直到明清之际，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与儒家思想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代表人物，如汉代的董仲舒，宋代的二程和朱熹，明代的王守仁等等，贯穿这些思想家的一条主线，就是儒家思想学说日益走向哲理化的过程，宋明理学的出现标志着这一过程的完结。

——据《葛兆光谈“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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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守旧而又维新，复古而又开明，这样一种二重性的立场，使得儒家学说能够在维护礼教伦常的前提下，一手伸向过去，一手指向未来，在正在消逝的贵族分封制宗法社会和方兴的大一统国家之间架起了桥梁。这就是为什么儒学在当时能成为“显学”，以及虽然于变革动荡的形势下显得迂阔难行，而到新社会秩序巩固后又被捧上独尊地位的原因。汉代以后，儒学几经变化，礼教德治的精神始终一贯，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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