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初由于种种内部的困难被迫对匈奴实行“和亲”的方针。汉文帝曾写信给匈奴单于说：“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于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而汉武帝时期，其秉承汉初七十年的资财厚积，其四境拓边又驾于秦皇之上。他曾说：“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

—摘编自龚留柱《“王者无外”和“夷夏之防”—秦汉时期边疆思想论略》

材料二 唐朝统治者“患在夷狄”的意识较为淡薄。唐太宗就提出了“四夷可使如一家”的观点，为此长期采用和亲、通使等措施，加强与边疆民族的友好往来。 太宗之后，高宗、武则天、玄宗等皇帝，大体上继承了太宗的治边思想。随着唐王朝综合国力日益强大，其对周边各族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不断增强。 贞观四年，四夷君长为唐太宗上尊号为“天可汗”。但随着唐王朝国力的衰落，边疆地方势力开始抬头并最终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

——摘编自周宝砚《论唐王朝治边方略及其启示》

材料一  天子（汉武帝）以为然，拜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伊朗高原）、奄蔡（今高加索一带）、黎轩（罗马帝国）、条支（叙利亚）、身毒国（印度）。……诸使外国一辈（批）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批），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

——引自《史记·大宛列传》

材料二  全球贸易开始令古老的地中海贸易黯然失色。比利时的安特卫普迅速成为其中一个崭露头角的国际市场和世界经济中心。大西洋诸岛生产出的砂糖先集中到安特卫普，再销往欧洲各地。在十六世纪安特卫普的市场上，有英国的毛纺织品、北欧波罗的海地区的谷物、葡萄牙人从亚洲运回的胡椒和香料等。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在此买卖世界各地的商品，好不热闹。当时一位著名的意大利历史学家因此感叹道：“去一趟安特卫普的交易所，就能听到世界各地的语言。”

——摘自川北稔《一粒砂糖里的世界史》

材料三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一方面，机器直接引起原料的增加，例如轧棉机使棉花生产增加。另一方面，机器产品的便宜和交通运输业的变革是夺取国外市场的武器。……例如，东印度就被迫为大不列颠生产棉花、羊毛、大麻、黄麻、靛蓝等；澳大利亚就变成了羊毛产地。一种与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23卷）

材料一

秦始皇曾以政治手段强制推行思想文化上的统一，这种做法客观上对建构新的国族意识起到了不自觉的作用，但毕竟这种粗暴的做法无法长久。汉承秦制，在秦朝统一六国族属的基础上尽力开拓边疆，域内所需整合的对象更多。然殷鉴不远，自然不能重蹈覆辙，于是把关注点放在了文化的层面之上。要建立文化上的认同感，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借鉴周朝的礼乐制度。孔子以及儒家学者接续了历史文化传统，六经典籍作为三代损益的历史文化精神和信念的代表，是合理秩序和价值、信仰的源泉，天下大一统以及合理政治操作的理据亦源于此。以儒家为核心进行整合、建构新的国族意识理所当然。

——张宏斌《秦汉国家形态建构中的儒教因素》

材料二

作为宗教，佛、道两教虽然具有使人们排遣精神苦闷、消弭死亡恐惧的作用，但是在遇到如何规范现实世界的社会秩序和处理具体社会问题时，则又不能与儒学抗衡了。儒学的尊君、礼制等级和忠孝思想有助于维护君主的权威，其德治教化学说更是君主政治的修饰和补充。……儒学重入世，强调治国安邦、建功立业，倡导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这种积极向上、不断进取的文化精神，是佛、道两种宗教文化所不具备的。随着社会的不断稳定和统一趋势的形成，这种精神日益显得不可或缺。正因如此，儒学虽然式微，但仍能够生生不息，并在十六国北朝时学术地位不断上升。

——曹文柱《略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结构的更新》

材料三

今之称西人者，曰彼善会计而已，又曰彼擅机巧而已，……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则自由与不自由异耳。中国人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

——严复《论世变之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