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为什么我们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位的名词会这样不清不楚呢？在我看来却表示了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我们俗语里有“一表三千里”，就是这个意思，其实三千里也不过指其广袤的意思而已。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但是没有一个网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在一个社会里的人可以用同一个体系来记认他们的亲属，所同的只是这体系罢了。体系是抽象的格局，或是范畴性的有关概念。当我们用这体系来认取具体的亲亲戚戚时，各人所认的就不同了。我们在亲属体系里都有父母，可是我的父母却不是你的父母。再进一步说，天下没有两个人所认取的亲属可以完全相同的。兄弟两人固然有相同的父母了，但是各人有各人的妻子儿女。因之，以亲属关系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的网络来说，是个别的。每一个网络有个“已”作为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都不同。

在我们乡土社会里，不但亲属关系如此，地缘关系也是如此。现代的保甲制度是团体格局性的，但是这和传统的结构却格格不相入。在传统结构中，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作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是“街坊”。有喜事要请酒，生了孩子要送红蛋，有丧事要出来助殓，抬棺材，是生活上的互助机构。可是这不是一个固定的团体，而是一个范围。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有势力的人家的街坊可以遍及全村，穷苦人家的街坊只是比邻的两三家。这和我们的亲属圈子是一样的。像贾家的大观园里，可以住着姑表林黛玉，姨表薛宝钗，后来更多了，什么宝琴、岫云，凡是拉得上亲戚的，都包容得下。可是势力一变，树倒猢狲散，缩成一小团。到极端时，可以像苏秦潦倒归来，“妻不以为夫，嫂不以为叔”。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这种伸缩能力。在乡下，家庭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钱的地主和官僚阶层，可以大到像个小国。中国人也特别对世态炎凉有感触，正因为这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

（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在中国的第三次跳跃中，随着乡村振兴，乡镇企业的发展，中国一大部分的农村开始了现代化道路的发展，土地本位让位给商本位，“差序格局”也有了新的因素。中国传统社会中重视的是以父系血缘为主的关系社会，姻亲关系在传统社会伦理中并没有受到重视，正如谚语所说，“嫁出去的姑娘就像泼出去的水”，姻亲关系被看作是一切由姻缘与血缘关系联结起来，比较松散的一层较远的亲属关系。随着文字下乡的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一系列的经济与政治改革削弱了传统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势力。现代社会，长辈与晚辈大多是分开住，女性的力量不亚于男性，这也促使了与丈人家庭交往关系加强，此外，姻亲之间直接挂钩的利益较少，所以姻亲互助模式在社会中大量出现。

随着经济利益的渗透，“差序格局”的边界再一次扩大，发展出拟似血缘的关系网络。简单来说，拟似血缘实际上就是：“感情+利益”的关系，以扩大经济利益中合作与共赢的范围和渠道。通过“认干亲”“拜把子”等行为将过去的业缘关系转化为非正式的血缘关系即拟似血缘，这种“差序格局”的关系网扩大意味着更浓重的“利益”色彩掺和其中。其主要表现在：首先，称呼上仍然用类似亲属称谓；其次，在单位或企业中的“裙带关系”；第三，在利益纠纷上采取“无讼”的方式。一旦成为“自家人”，上级与下级或平级之间的关系就亲近起来，各种事情便可以看人而定，各种利益也就“唾手可得”。

业缘关系是人们由职业或行业的活动需要而结成的人际关系。由于大机器生产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执行，基本温饱解决，农村出现多余劳动力，于是这些多余劳动力流向了城市，形成了一股潮流——“民工潮”。在城市发展好的老乡往往会带着刚来的老乡一起发展，形成“老乡带老乡”的场景，抑或是企业中高管帮亲戚“走后门”的裙带关系。但受传统的“差序格局”的影响，当矛盾发生在他们中间，只能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在利益为尺度的情况下，这明显损害了其核心利益，于是为了避免矛盾发生，企业往往会回避其亲缘关系。表现为拒绝亲友来企业工作或是对到企业工作的亲友明确提出规章制度，实行非特殊主义的安排，团体格局渗入到了差序格局中。

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所提到的“差序格局”到今天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传统“差序格局”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城乡二元对立的格局逐渐消解，“差序格局”从农村迈向城市。尽管“利益”开始成为“差序格局”中决定关系亲疏的一个重要尺度，但是无法改变“血浓于水”的思想。

（选自辛勇亨《浅析费孝通“差序格局”理论》，有删改）

人们常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性质。乡土社会不是人治的社会，可以说是个“无法”的社会，但“无法”并不影响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

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的社会。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譬如我们在旧小说里常读到杀人来祭旗，那是军礼。礼的内容从现代看去，可能是很残酷的。但残酷与否并非合礼与否的问题。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来说，与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权力来推行的，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要事事费心，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不但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其祖其父的经验。不必知之，只要照办，生活就能得到保障的办法，自然会随之发生一套价值。依照着做就有福，不依照就会出毛病。于是人们对于传统有了敬畏之感了，礼并不是靠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加之于个人的。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礼治在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只是主动地服于成规罢了。

法治和礼治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礼治和由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