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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长征路上——杨澜采访崔永元
画外音:小崔策划和制作的革命理想主义史诗电视公益行动《我的长征》已胜利结束。一群普通人,用一年时间走完了七十年前红军走过的长征路。在路上,他们受伤,感动,收获。
杨澜:对比刚出发时,你觉得当初的期待实现了几成?
崔永元:当时我觉得我是带着中国人组成的团队在走。在我的印象里,中国人的团队精神是最差的。奥运会上,我们得的多是个人金牌,团体的就得不着。新长征过程中,队员天天闹矛盾,谁跟谁都不客气,互相不宽容。
杨澜:我记得你当时说要让大家看看城里人是怎么出丑的,所以全是阴暗心理,不期待着人家能表现出好的团队精神。
崔永元:他们是一群来自各行各业被精心挑选出来的志愿者,带着不同的目的和对长征的不同理解,本着自我管理的行动规则走在路上,争吵和冲突时常发生。
杨澜:据说长征过程中有一次危机,然后你就要解散队伍。当时你是用咆哮的方式说的还是很冷静地表达?
崔永元:那次危机是关于队员不文明举止的问题,影响了当地老百姓。我咆哮地宣布就地解散,不要玷污红军。事后我去跟队友谈心,谈了差不多四个小时。
杨澜:你原来并不是一个热衷说教、热衷教育别人的人,突然你认真执着做这些事的时候,什么样的变化在你内心产生了?据说后来你的期待标准发生了改变,甚至在长征走完以后,你并不像之前那么失望了。
崔永元:我是发现这些年轻人有我过去没有发现的优点,同时他们也在进步。将近一年在路上的生活,不仅是体验、了解过去的过程,也是个人自我成长、成熟的过程。在北京就能看五米远,在长征路上可以看得更远。我会突然拿起电话向久不来往的老朋友道歉,承认自己以往的偏激。
杨澜:“我的长征”队伍里有个胖洪,听说你打算在结束前5公里开除他?
崔永元:是,开始我特别反感他。他一直反对排队行军,他一反对,麾下就会集中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摇摆不定的年轻人。我那时候特希望胖洪能迷途知返,要不然我不知道老乡们是怎么看我们这支队伍的。
杨澜:散兵游勇。
崔永元:对,我们后面的人跟前面的红旗能差3公里,这叫什么红军啊!当时我就觉得胖洪怎么这个样子,想开除他。但31号这天他当轮值队长时,大概一个小时一直在喊大家排好队,排整齐,排两列。一直在喊,我就特别感动。其实我知道,他不同意我排队的主意,但他在2006年的最后一天的表现给足了我面子,所以我觉得这是他的大度和宽容。这是我做不到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要把他开除了,这辈子最后悔的不是他,肯定是我。
杨澜:所以你走完了这一路,原先对于中国人缺乏团队精神的判断修正了吗?
崔永元:应该说修正了。缺乏团队精神是不争的事实,但我觉得也许跟团队的经营者或领导者不善于发现团队优点有关。实际上,我的固有标准不是公用的最正确的标准。我觉得可能用更宽泛的标准、更科学的标准来看这支团队的话,可以给他们打98分,他们很了不起。我以前很烦八、九十年代出生的这些人。我们的旗手叫张浩然,大学生,他举着红旗大概走了五千公里,一直他举旗,在队伍前头默默走。我做不到,我体力、能力都做不到,我觉得我会找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把红旗推出去,但浩然什么都没说,就这么举着,非常可爱!
杨澜:在社会中,即使人们有一种社会责任感,通常也不会说出来,而你真的是很认真地在为社会担忧一些事情,每个人活着已经很不易了,你何苦呢?
崔永元:现在这个社会,很多人在干不好的事,越干势力越大,所以很多人忍气吞声,不敢说,干坏事的人就更加心安理得。我应该做一个搅局的人。
杨澜:但是当你觉得自己变得比过去更宽容的时候,再回头想这些事,会不会觉得其实那些人也有他们的弱点,有的时候一个人背叛或欺负别人是因为恐惧。
崔永元:我不想那些人,我只想这个社会。现在我意识到这是社会在进步。英国、美国发展过程中都有过这一段,迈过去就好了。
杨澜:就是说原则出现混乱的时候。
崔永元:对。旧的体系打乱了,新的体系没建立。这个过程中,总要有人来为之烦恼。我就是那个角色。
画外音:媒体总把崔永元的名字与理想主义、精神洁癖等词汇联系在一起。其实,小崔并没有媒体描绘的那样愤世嫉俗,走过长征路的小崔更懂得耐心和宽容。现实世界里有黑有白,但更大程度上是灰,深浅不一的灰。(选自《杨澜访谈录》,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