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隋唐统一后，周边各国以中华文明为榜样，积极学习并吸收中华文明的成果。公元622年，新罗遣使入唐。唐高祖亲自慰问新罗使者，并派庾文素出使新罗。从此，唐与新罗保持密切来往。公元639年，善德女王开始遣子弟入唐求学，到公元837年，新罗在唐朝国学学习者达216人。这些留学生当中，有不少人著述颇丰，如崔致远有文集三十卷。武则天垂拱二年(686年)，新罗王金政明遣使来唐，求得唐礼一部并其他文章。公元788年仿唐科举制公布读书三品出身法，以儒家经典与汉学为主要考试科目，进行国家考试，以录用官吏。其标准是对汉文典籍的通晓程度和汉文的写作能力，以学问的高低和汉文熟练的程度来决定其官职。新罗人虔信佛教，纷纷入唐求法。当时长安诸寺中的新罗人较多。这些人“得法归国”后，“皆为国王之师表，佛门之领袖”。

——摘编自吴葆棠《唐与新罗关系研究》等

材料：在李朝前期朝鲜封建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李成桂采取各种措施整治和加强专制集权统治。1388年，丈量全国公私土地，登记造册，收归国家所有。1391年，对两班官僚及其他贵族按等授田，第一科（一等）授田150结（李朝以生产20石粮谷的土地为1结），以下递减，第十八科为末等，授田10结。对地方豪族和士兵另授军田，每人5-10结。其余大部分土地为公田，由国家分配给农民，征收租税，作为封建国家的基本财政收入来源。科田法是国家把土地的收租权转让给受田者，即受田者只有收租权，而没有土地所有权。而且领有科田和军田者还必须向国家缴纳相当于田租1/10的田税，以加强国家对土地的控制和管理。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

材料一：7世纪中叶，革新派拥立孝德天皇即位、组建起新的政权、仿中国建年号为大化、以唐朝的律令制度为蓝本实施大化改新：将全国的土地和人民变为公地、公民，由国家统一进行管理。在此基础上，效仿唐朝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授予公民定额的口分田，在保证公民基本生活的前提下，规定公民按时向国家缴税。这样既防止了豪族继续扩张领地，也使得国家的财政收入得到了保障。日本政府以唐朝的三省六部制为模板设置中央官制，根据唐朝的州县制在地方设立行政区划—国、郡、里．分别由国司、郡司、里长治理，将旧豪族的统辖势力范围置于中央的直接控制之下。然而，没有内在政治结构衔接性的照搬照抄式的内政改革受到了强大守旧派势力的顽强抵制，大和朝廷内部的革新派与守旧势力围绕改革而产生的对立冲突不断凸显。

—摘编自娄雨婷《日本古代律令制国家的形成与特点》

材料二：自从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首次公开地提出公民权利这一概念之后，公民的基本民主权利和义务就成为资产阶级宪法中不可缺少的内容。虽然日本明治宪法也写上了若干有关人权的条文，但这些条文不过是天皇专制统治的装饰品而已。由于日本明治宪法是钦定宪法。"人民”因此在宪法中都被称为天皇的"臣民”。宪法列举了臣民有居住、迁徙、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自由等方面的权利，但是又规定权利必须"在法律范围内”"在不妨害安宁秩序及不违背臣民义务之范围内”方能获得。宪法"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又废除自由”。明治时代的日本人民不但连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权利都享受不到，而且由于受到军事警察机器的高压和宣扬"皇民”思想的《教育敕语》的毒害，对国家政治的参与极其有限．这也是后来日本走上法西斯主义道路的祸根之一。

—摘编自孙月娥《试论日本明治宪法的产生及其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