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关于科举的功过是非，历来是雾里看花，莫衷一是。唐太宗李世民赞叹科举收罗了四海英才，“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近代西方人则把科举称为古代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而孙中山考察的结果是：“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上最早最好的制度。”相反的责难却更多，宋应星在其科学巨著《天工开物》中感慨地写道：“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康有为怒斥：甲午战败割地赔款全是八股考试惹的祸！李光耀更直言：科举使中国被摒弃于西方伟大科学工艺发明和工业革命的门外……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材料中评价科举制度的正反两个观点进行探讨。（说明：只要对其中一方观点进行探讨就行；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史实准确。）

材料

在中国封建社会数千年的文化发展史中，隋唐文化犹如一座突兀的奇峰。 与此相应，隋唐人的总体文化素质之高，在封建社会中，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有学者从五个角度对此进行了原因分析：

一、与社会生产力相得益彰的文化素质；

二、宽松的文化氛围；

三、广开才路、奖励文化的统治政策；

四、发达的多元文化教育体系；

五、促使万众向学的科举制度。

———摘编自匀利军、汪润元《隋唐人文化素质高度发展的原因》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选择你认为合理的一个角度进行简要说明。 (要求：角度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一：此制用意，在用一个客观的考试标准，来不断的挑选社会上的优秀分子，使之参与国家的政治。此制的另一优点，在使应试者怀牒自举，公开竞选；可以免去汉代察举制必经地方政权之选择；可以根本消融社会阶级之存在；可以促进全社会文化之向上；可以培植全国人民对政治之兴味而提高其爱国心；可以团结全国各地域于一个中央之统治。

——钱穆《国史大纲》

材料二：“（科举制度）为所有西方国家以考试录用人员的文官考试制度提供了一个遥远的榜样。”

——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

阅读以上两则材料，并结合自己所学简明扼要的谈一谈你对中国古代科举制的看法，并加以论述。

材料一   唐朝科举分为常举和制举。常举包括秀才、明经、进士等科，以明经、进士为重。制举由皇帝主持，形式、内容多为临时决定，主要有贤良方正科、直言极谏等科。平民和官员均可参加。……宋初，扩大了科举取士的人数，实施殿前唱名赐及第之制。宋神宗时，取消明经等科，专试进士，以时务策为主。此外，政府对考官实行“锁宿”制度，对试卷进行糊名、誊录处理。

——摘编自李虎《科举制演变刍议》

材料二   元朝完成大统一后，在全国范围内逐渐固定辽阳、陕西等十个行省，成为地方的最高统治机关。行省于地方事务，无所不统，与宋地方长官行政、军事、财政三权分掌的体制相比，元的行省拥有的权力要大得多，但仍是“遵成宪以治所属，决大狱，质疑事，皆中书报可而后行。”……行省制度为后世所沿用，其区划也基本上从元代开始确立。

——摘编自周良霄等《中国断代史系列·元史》

材料一   宋代考试制度，大体也沿袭唐代。唐代应考的有许多是门第子弟，到晚唐，大门第逐步堕落，应考的多数是寒窗苦读的穷书生。因循而至宋代，除却少数几个家庭外，门第传统全消失了。农村子弟，白屋书生，偏远的考童骤然中试，进入仕途。唐代考试，有公卷、通榜之制。据社会及政府先辈舆论来拔取知名之士，却不专凭考试之一日长短。宋代有糊名之制，所凭则真是考试成绩。又唐代考试在礼部，分发任用在吏部，礼部及第，未必即获任用。宋代则因经历五代长期黑暗，人不悦学，朝延刻意奖励文学，只要及第即得美仕。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二   孙中山认为考试权独立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制度，实则不然，这个既没有继承传统也没有效仿西方的制度可以说是一个创举，它体现了推翻帝制以后，政治权力出现了制衡的特点。在考试内容方面，民国时期效仿西方，增加了与实际工作密切相关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类的科目，如根据1915年的《文官高等考试令》后所附的《文官考试第二试、第三试科目表》，文官高等考试共分为政治、经济、法律、文学、物理、数学、化学地质、机械、土木工程、建筑、医学、制药等23个专门学科，分科相当细致。1919年8月，公布《文官高等考试法》，将考试专科由23个增至33个，主要增加了政治经济、机织、染色、窑业、酿造、图业、商业等专科，又将第一试科目改为仅试国文道。民国时期的文官制度还效仿西方，试图通过考试任职实现政治与行政两分。

——摘编自徐萍《从进士科举到文官考试中国选官制度在民国时期的制度逻辑》

材料一   公门有公，卿门有卿，贱有常辱，贵有常荣，赏不能劝其努力，罚亦不能戒其怠惰。

——摘编自《礼记》

材料二   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摘编自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

材料三   诏曰：“朕深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成风。……（地方各级行政长官）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奏可。

——摘编自司马光《资治通鉴·汉纪》

材料四   此制用意，在用一个客观的考试标准，来不断地挑选社会上优秀分子，使之参与国家的政治。此项标准，一则求其公平，不容舞弊营私。二则求其预备之单纯与统一，减免经济上之限制，使贫民亦有出身。又间接助成国内风俗教化之统整，以辅成大一统政府之团结与巩固。

——摘编自钱穆《国史大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