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中国历史发展至两宋时期，生活风貌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这种生活风貌作为一切思想的本源，势必会造就两宋儒学兼具守成与开新的两面性，即一方面，它在更深层面上维护着传统的皇权专制、纲常伦理，成为一种日趋滞固的“守成”儒学；但另一方面，它也潜藏着颠覆前代价值观念的可能，孕育着某种现代意味的观念，成为一种趋向现代性的“开新”儒学。这两种价值趋向在后世的儒学发展中并没有得到弥合，反而是渐行渐远……明清时期，一方面，具有启蒙色彩的儒学思想出现了，将通往现代的可能一步步彰显出来，对理学家“以理杀人”的批判日趋高涨；另一方面，明清统治者通过对程朱理学进一步意识形态化，加强了思想钳制，使得儒家思想越发保守，而最终成为“吃人的礼教”。

——摘编自郭萍《从两宋儒学的内在紧张看儒学的现代转向》

提取材料中的任一观点，并结合所学中国古代史的相关知识予以说明。（要求：观点具体明确，说明须史论结合。）

从史料运用的角度，谈一谈你对李焘记述这一典故的认识。

材料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秦汉政治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均有了很大扩展。除了以往历史学视野下的官僚制、皇帝、监察、政治事件等研究得到进一步开掘外，又开拓了政治学的视角，国体、政体形态，决策机制，行政运作管理体制等也成为学者关注的对象。卜宪群的《秦汉官僚制度》论述了秦汉官僚制度产生的历史前提、渊源和演变，并着重探讨了官僚制度行政运作的基本形式。阎步克的《监察制度变迁史稿》，考察了察举制的变迁及其向科举制过渡的历程，将士人及文化传统因素视为选官制度变迁的动因之一。随着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等大批法律文书的出土，原本研究不足的秦汉法制史也得到了更多学者的关注。

——摘编自杨振红、徐歆毅《改革开放以来的秦汉史研究》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就中国古代一个或多个历史时期，自拟一个你认为值得研究的政治议题，并予以论证。（要求：议题明确，论证充分，史实准确，表述清晰。）

材料一   中国古代私学传统发端于先秦。那时，诸子百家各树一帜，为了宣传其学说主张，不仅收徒讲学，而且也聚徒论政……自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把“有教无类”作为一项准则推广后，私学作为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形式，延续了整整两千年。特别是从宋代开始，各种形式的私学遍地开花，大批知识分子热心于社会教化的推导工作，在教育平民化普及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弥补了官学的不足。私人办学反映了私学的发达对我国文化教育发展的重大意义。中国传统教育理论十分发达，多数来自于私学的积累和实践。

——摘编自徐庆全《中国古代书院》、张雪蓉《新中国成立60年来民办教育发展的历史变迁与反思》

材料二   湖北最早的书院创建于北宋。今天所知北宋书院共有三所：一是宋初创建于荆门的东山书院，是当时荆门知军孙镛创建，这个书院还只是私人读书之处。另两所是建于嘉鱼的义学书院和建于咸宁的相山书院。北宋的书院从全国来讲都不是很发达，但在南宋初期，由于官学遭到破坏，这便给书院的兴盛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和条件。从朱熹任知南康军时修复白鹿洞书院起，南宋书院骤然发达，几乎取代官学而成为当时的主要教育机关。宋理宗淳祐二年（公元1242年），在今鄂州市还创建了另一所书院，即南湖书院，为当时寿昌军郡学教授黄端谅创建，奉祀周敦颐、二程、朱熹等七先生。南湖书院有一定的藏书，书院的目的是“为教养游学生徒之地”。

——摘自罗新《湖北历代书院考》

材料一

材料二   以宋仁宗一朝为例，出类拔萃、彪炳史册的人不下数十人，为历朝历代所罕见。其中，最著名的有晏殊、范仲淹、韩琦、富弼、文彦博、欧阳修、包拯、张方平、司马光、王安石、曾巩、刘放、刘恕、蔡襄、苏轼、苏辙、苏颂、沈括等。他们当中既有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和改革家，也有才能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史学家和犯颜直谏、风节凛然的谏臣。

——何忠礼《科举改革与宋代人才的辈出》

材料三   人才问题历来为政治家和思想家所重视，但衡量人才的标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在中国古代出现了“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学行兼优”“治天下以人才为本，求材以教导为先导”“欲木之常茂者，必培其根”“半部论语治天下”等观念，体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黄启昌《中国古代人才统计中的价值取向》等

材料一   班固撰写《汉书》时，沿循《史记》设《循吏传》，记载了六名循吏：蜀守文翁“少好学，通春秋……仁爱好教化”；胶东相王成“劳来不怠，流民自占八万余口，治有异等之效”；颍川太守黄霸“以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北海太守朱邑“为人淳厚，笃于故旧，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渤海太守龚遂“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春夏不得不趋田亩，秋冬课收敛，益蓄果实菱芡。劳来循行，郡中皆有畜（蓄）积，吏民皆富实”；南阳太守召信臣“为人勤力有方略，好为民兴利”。

——整理自班固《汉书·循吏传》

材料二   成书于五代的《旧唐书·良吏传》中正传有41人，附传有13人，其中13人以“直谏”“劝谏”入传。“除暴安良”“战功卓著”“正直敢谏”成为臣僚入传的重要标准。北宋修《新唐书》，改《良吏传》为《循吏传》，正、附传共记24人，其中16人取用《旧唐书》。入选之人多为考课优异，有富民、缉盗、治狱、化俗、抚边等实绩的官吏。仅以“直谏”“军功”在《旧唐书》中入传，但缺乏治民政绩的官吏，或不取，或记于附传。宋元以后，“循吏”逐渐限定为“累领剧镇”“终于庶僚”的官吏；考课优异和民心民意是其最主要的标准。

——摘编自牛子晗《正史〈循吏传〉入传标准与记述内容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