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文学经典往往暗含了传统的延续，也昭示着对于传统的突破。抗战时期文学经典的创作需要面对古典和五四两个传统。与政治上中国特色道路的寻找相呼应，抗战时期文学正是通过对民族化和现代性的双面追求，在与两大文化传统的对话中诞生了超越五四的经典之作。

古典文化在抗战时期文学中有大量的复活，较突出地表现为内容上对传统道德的肯定和形式上对历史典故、诗词意象和传统文学形式的借用。这些传统文化因子增强了文学的宣传效果。但仅此还不够，只有摒弃古典与五四的二元对立，充分展开对话，才能把传统转化到自己的写作之中并使它们成为想象性的存在，从而获得成为经典的“原创魅力”。

思想上，抗战时期出于向文化传统寻找民族凝聚力的需要，促使文学在五四反叛传统的地方重审传统。比如，与离家、反抗父权的五四情结不同，抗战时期文学对家园意识的诠释、对家庭亲情的依恋、对家族文化的反思等恰恰成就了契合时代心理的民族经典。《荷花淀》等小说在水淀荷香中表现乡妇农人的恋家与卫国的统一，表现底层民众现代民族意识从思乡恋家中的觉醒。再如，与批判乡村的封闭、愚昧不同，《四世同堂》《呼兰河传》等作品中的城镇意象，以及艾青诗歌中的土地意象，都以农业文明的生活场景勾连起了乡土中国的共同记忆，获得了不断流传的经典价值。

形式上，抗战时期特别关注古典文学形式的理论讨论，也是对战时民族主义心理诉求的一种回应。强调中国小说作为“正史之余”的故事性、讨论诗化传统、分析中西文学的各自优长等等，都表现了对五四文学过于西化进行补正的理论自觉。但创作中对传统的简单回归并不能产生经典之作，而是需要实现中西文化的内在对接。流传一时的新章回小说，如《吕梁英雄传》，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但过于趋旧，在出新上折损了经典性。张爱玲小说通过古典意象、说书模式等传统方式与现代小说技术的结合，将现代质素本土化。巴金的《寒夜》等作品采纳地域方言，精粹民族口语，实现了对五四文学过于欧化的校正，集合了中西语言形式的优点，显得更素朴、更蕴藉。

抗战背景下文学内容与形式的民族化回归是对五四的反拨与调整，也是五四思想武器的现实运用。张爱玲谈及她创作背后的五四影响，说“只要有心理学家所谓民族回忆这样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先锋文化只有在事后与主流文化融合才能被确认，五四文化正是经过本土化的过滤才得到了整合，继而沉淀为传统的一部分。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指出：“现代性显而易见是同作为过去了的过去的决裂，同时又把过去弹射进现在。”抗战时期文学中两大传统的关系也应从这个思路来理解。在反叛中继承、在回归中超越，代代文学经典正是在对话中生成、积淀，参与着文学传统的生长。

（摘编自张谦芬《对话：抗战时期文学经典的生成与流传》）

材料二：

孙犁在总结自己的创作生涯时曾反复强调：“我的创作，从抗日战争开始，是我个人对这一伟大时代、神圣战争所作的真实记录。我最喜爱我写的抗日小说，因为它们是时代、个人的完美真实的结合。”由此可见，“抗战”这一在当时最重大的政治主题，已然成为孙犁多数诗化小说最直接和最主要的题旨，他以自己特有的腔调加入到民族抗战的大合唱之中，完成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应有的时代使命。为了实现这一表达意图，孙犁在其充满诗意的抗战小说中创造性地借鉴了中国史传小说中较常见的两大叙事策略：一是隐性的“正邪对比”原则，二是“夫唱妇随”的传统母题的现代性转化。

在孙犁小说中，少有对日本侵略者形象的正面描写，作者在这些小说中着墨更多的还是对人民的讴歌：颂扬他们的勇敢、顽强，礼赞他们的善良和淳朴，诗意地抒写夫妇之爱、亲人之爱、同志之爱。这种“正邪对比”原则的自觉运用，使得孙犁一方面能较好地契合四十年代解放区的文艺政策，另一方面又较好地弥补了自己生活体验上的不足。但孙犁毕竟是在五四新文学传统熏陶下成长起来的现代作家，他在借鉴“正邪对比”模式的同时，也摒弃了古典小说对故事奇特性的过分追求，由此也强化了其小说诗化和散文化的效果。从接受效果来看，欣赏这种诗意化和散文化的文体需要更余裕的审美空间和更从容的审美心态，这在民族矛盾日益尖锐、需要作家和诗人峻急呼号的抗战年代显然有些不合时宜。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一些读者会忽略孙犁小说“抗战主题”的存在，也可以解释为何在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文坛孙犁没能成为像赵树理那样广受赞扬的“主流作家”。

人们已经较多地注意到孙犁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认为“他笔下的女性之美，既有纯洁、优美、俊俏的外在形式之美，更有新觉悟、新精神与新风采的内心美”。但我们在他众多写到夫妻关系的小说中同样不难发现“新精神”之中的“旧模式”——对传统的“夫唱妇随”叙事母题的自觉化用。水生嫂等美丽贤惠的女子都非常坚定地与作为抗日战士的丈夫站在一起，即或有少许的怨言，但那都只是小女子充满爱意的娇嗔，让读者反觉得其形象逼真、可爱。自然，这些女性已经不再是男子的附庸，她们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与男子并肩战斗的勇气；但那种骨子里流露出来的“妻以夫荣”的传统女性心理还是让普通中国读者感到似曾相识。同时我们要看到，孙犁对这一传统母题进行了极富时代特色的现代性转化：不但“随夫”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而且人物形象的审美功能也具有了现代品格——这些女性不再是作为男性形象的补充和陪衬，而是成为小说的主角或是成为小说创作动机的主要促成者。

（摘编自任军《孙犁诗化小说的时代精神及其叙事策略》）

材料一：

我们走进老乡的院子里，只见堂屋里静静的，里面一间房门上，垂着一块蓝布红额的门帘，门框两边还贴着鲜红的对联。我们只得站在外面向里“大姐、大嫂”地喊，喊了几声，不见有人应，但响动是有了。一会儿，门帘一挑，露出一个年轻媳妇来。这媳妇长得很好看，高高的鼻梁，弯弯的眉，额前一溜蓬松松的刘海。穿的虽是粗布，倒都是新的。我看她头上已硬挠挠地挽了髻，便大嫂长大嫂短地向她道歉，说刚才这个同志来，说话不好别见怪等等。她听着，脸扭向里面，尽咬着嘴唇笑。我说完了，她也不作声，还是低头咬着嘴唇，好像忍了一肚子的笑料没笑完。这一来，我倒有些尴尬了，下面的话怎么说呢！我看通讯员站在一边，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好像在看连长做示范动作似的。我只好硬了头皮，讪讪地向她开口借被子了，接着还对她说了一遍共产党的部队打仗是为了老百姓的道理。这一次，她不笑了，一边听着，一边不断向房里瞅着。我说完了，她看看我，看看通讯员，好像在掂量我刚才那些话的斤两。半晌，她转身进去抱被子了。

(节选自茹志鹃《百合花》)

材料二：

一轮满月升起来了，照亮了寂静的山谷、灰白的小路，照亮了秋日的败草、粗糙的树干，还有一丛丛荆棘、怪石，还有漫山遍野那树的队伍，还有香雪手中那只闪闪发光的小盒子。

她这才想到把它举起来仔细端详。她想，为什么坐了一路火车，竟没有拿出来好好看看？现在，在皎洁的月光下，她才看清了它是淡绿色的，盒盖上有两朵洁白的马蹄莲。她小心地把它打开，又学着同桌的样子轻轻一拍盒盖，“嗒”的一声，它便合得严严实实。她又打开盒盖，觉得应该立刻装点东西进去。她从兜里摸出一只盛擦脸油的小盒放进去，又合上了盖子。只有这时，她才觉得这铅笔盒真属于她了，真的。她又想到了明天，明天上学时，她多么盼望她们会再三盘问她啊！

(节选自铁凝《哦，香雪》)

材料三：

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

要问白洋淀有多少苇地，不知道；每年出多少苇子，也不知道。只晓得每年芦花飘飞苇叶黄的时候，全淀的芦苇收割，垛起垛来，在白洋淀周围的广场上，就成了一条苇子的长城。女人们在场里院里编着席。编成了多少席？六月里，淀水涨满，有无数的船只运输银白雪亮的席子出口。不久，各地的城市村庄就全有了花纹又密又精致的席子用了。大家争着买：“好席子，白洋淀席！”

这女人编着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

但是大门还没有关，丈夫还没有回来。

(节选自孙犁《荷花淀》)

①“听说他们还在这里没走。我不拖尾巴，可是忘下了一件衣裳。”

②“我有句要紧的话，得和他说说。”

③“听他说，鬼子要在同口安据点……”水生的女人说。

④“哪里就碰得那么巧，我们快去快回来。”

⑤“我本来不想去，可是俺婆婆非叫我再去看看他——有什么看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