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17世纪后期开始，茶叶成为汉口商业贸易的龙头。雍正五年(1727)，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俄商获准来华贸易。于是，晋商在福建武夷山和两湖地区购买大批茶叶，经水路至汉口集散，再向北经水陆运输至张家口，再由张家口的“外商”运至中俄边境口岸恰克图，从而形成了举世闻名的“万里茶道”。在恰克图贸易开始之际，参与茶叶贸易的华商以晋商和蒙商为主，后来则几乎完全由晋商垄断。晋商在关内的大本营张家口，在明代原属贫瘠荒凉之地，物资稀缺，人烟稀少，但到19世纪时已经成为商贸聚集的重镇。

——摘编自刘再起《晋商与万里茶道》

材料二

19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茶叶市场究全依赖中国的局面结束了。1887年，中国茶叶的出口量被印度超过，引起了朝野上下的震动。到90年代，福州、皖南等茶叶产地依托民间力量，相继引进茶叶制造机器，形成了一个建立制茶工场的小高潮。与此同时，较具规模的茶叶改良公司也开始出现。1897年，中国最早的农业科技杂志《农学》创刊。在最初两年里，该刊有关茶叶的奏折文札、茶事报道和国外科技，占据了最大篇幅。即使当时中国业茶者和有识之士意识到了危机，甚至采取了某种措施，也不可能阻止茶叶外贸的衰减趋势，因为这根本不是措施是否得力的问题，而是体制和制度的问题。

——摘编自李长莉等主编《近代中国的城市与乡村》

材料三

二战后，世界茶叶消费市场呈现多极发展的趋势。随着西欧国家的实力开始制弱，英、法、荷等国的殖民地纷纷宣布独立，相应地，印度、斯里兰卡茶叶出口一统天下的局面和英国进口大国的地位均发生了动摇。随之而起的是亚非地区的肯尼亚、越南、印尼、乌干达等国的茶业崛起，并成为新兴的茶叶消费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茶业复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茶叶生产量超过印度，重新成为世界第一的产茶国。目前，中国茶叶内销市场旺盛，出口贸易在总量上基本保持世界前三的位置。此外，俄罗斯和美国成为新兴的茶叶进口大国。

——据盛敏《千年脉动：中国茶文化对外传播与茶叶出口贸易》整理

材料一   通过设立机构来维持各国货币间的平价值，同时允许各国独立追求国内经济目标并在必要时对平价准则进行调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旨在纠正战时金币汇兑标准中的常见问题，如竞争性贬值、贸易保护主义、通货紧缩、高失业率等，并为各国提供一种介于更大汇率灵活性和回归金本位之间的妥协机制。布雷顿森林体系需要持续面对宏观调控、汇率可信度和充足流动性所导致的问题。在这一不完善的体系中，美元迅速成为主要国际储备和支付手段。

——迈克尔·波尔多《美联储货币政策与布雷顿森林体系》

材料二   纵观中国与国际金融体系互动的历程可以发现，中国从建国初期的国际金融体系游离者和挑战者，逐渐转变为国际金融的积极参与者和建设者。中国通过与国际金融体系的合作，获得了经济建设所需要的资金和技术援助，国际金融体系由于有了中国的积极参与而变得更具代表性。

——陆演炜《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动力分析》

材料一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助推下，国际贸易壁垒得到有效消除，贸易自由化程度逐渐提高，国际贸易频率迅速增加，贸易额稳定增长。在现有的经济模式下，跨国公司已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分布于世界各国的产品和制造业由此得到整合。另外，世界的经济和贸易需要国际组织的相互合作，需要调整经济来实现自身的价值。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接踵建立，它们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赵永海《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及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材料二   在新的国际竞争形势下，西方出于维持单极霸权需要，不愿看到新兴国家发展，从而以种种“逆全球化”操作进行遏制。借助全球化，西方国家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产业资本扩张和金融资本跃升，但同时，矛盾风险也在加剧，如金融危机频发、产业空心化和贫富差距拉大等，在旧的转嫁矛盾做法收效甚微的情况下，美国就采取“脱钩断链”“筑墙垒院”等“逆全球化”疗法。近年以来，西方国家经济比重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仍不断下降，新兴国家占比不断提升。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需要世界各国携手共同应对。然而，当前全球治理机制和能力未能适应新变化，新兴国家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凸显“逆全球化”制衡力量不足。

——摘编自丹青《“逆全球化”的成因与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