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土地私有化摧毁了由血缘和出身垄断土地的等级制度，推动了社会成员全国性的流动和土地的自由买卖；以郡县制为基础的官僚制度把平民的流动性引入政治，官职由君主任命而无法世袭；科举制造定了平民进入国家管理部门的普通统一标准，＂朝为田舍部，恭登天子堂＂在中国古代社会成为可能；析产继承制（由儿子分别家产）决定了中国社会难以形成代代世袭的地方豪强，社会难以形成固化的等级。

——摘编自寒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

材料二 清末科举制度被度除以后，传统的士绅阶层急剧分化，许多开明士绅流向城镇从事＂自由职业＂，以至社会中出现了一个＂绅商＂阶层，他们或创办新式企业，或投资铁路和矿山开发，成功地跃入民族资产阶级行列。许多士人开始学习科学，崇尚发明创造，提倡投资设厂。随着清末立宪运动的开展，士绅也开始在城市里从事立完、自治活动。据学者统计，清末语政院和各省语议局议员91%具有传统功名。此外，士绅阶层还在城市组织社团、兴办报刊、出版西方书籍。

——摘编自李明伟《清末民初城市社会阶层嬗变研究》

材料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每年大约有超过1000万的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居民。而当前城市居民向农村流动的现象也日渐增多。随着乡镇企业和城镇第二、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亿万农业劳动者改变了自己的职业。第一产业实际利用劳动力逐渐下降，在城市中＂白领工人＂比重迅速上升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口增加，新职业不断涌现，人们的择业机会也越来越多。社会经济体制改革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从体制内的单一身份向多样化发展转变。农民可以到城镇务工经商，社会成员可以自主创业，农民和工人通过考试选举等方式可以转变为公务员或事业人员。

——摘编自黄凯《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探析》

材料一  中国的城市与商业一贯发达，但中国的商业与城市一向都是在体制内发展的，受社会主流体制的节制与约束。商人与社会上其他成员同流，并不具备超主流体制的特殊身份……而且，历朝历代都有非常强大的官办商业，这几乎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传统。

——钱乘旦《前资本主义世界发展：东方普遍性与西方特殊性》

材料二 明清时，唐宋以来被称做“草市”的新型市镇得到充分发展。据统计，宋代江浙地区在行政中心之外，出现了71个市镇，明代达316个，清代增至479个。市镇之间的直线距离不过数十里。一些市镇的规模与居住人口都超过府县治所，这些市镇充斥着牙行、布庄与手工作坊，收纳周边个体民户产品，进行深加工，吸引外地客商，行销远方市场。

——摘编自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

材料一：中国传统市镇兴起于宋代。其中，一部分是由原来作为各地基层军事据点的戌镇演变而来，或通过县城降格、集市升格、税务坊场改置、交通驿站升置等方式设置的，称为“镇市”，具有一定规模，且有正式建制；一部分是在临时性乡村墟市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称为“草市”，大多规模有限。到北宋中后期，市镇工商业已成为各地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展形态上开始呈现不同的特点。形成了环城市镇、农业市镇、手工业市镇、商品转运市镇、港口市镇、消费型市镇等不同的发展类型。

——摘编自陈国灿《中国早期城市化的历史透视》

材料二：在明中叶至清中叶的三个世纪中，苏州城市地域范围不断扩展，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城市从府城内扩大到城厢附郭和郊区市镇，从而形成一个以府城为中心、以郊区市镇为“卫星城市”的特大城市。苏州文化是与北京文化相对，颇有特点，并且向外传播，成为周围地区仿效的对象，对明朝江南地区社会风尚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乾隆二十七年《陕西会馆碑记》赞叹说：“苏州为东南一大都会，商贾辐辏，百货骈阗。上自帝京，远连交广，以及海外诸洋，梯航毕至。”苏州的城市变化代表了明清中国城市发展的一种新道路。

——摘编自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