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这不仅是一个诗人的问题，也是一个读者的问题，即在一个价值混乱、物欲横流的时代，有什么诗意可言？我想在此疑问中所包含的潜台词是，诗意是优美的。戴望舒的《雨巷》、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可能正符合人们对诗意的认识：语言流畅，意味隽永，有淡淡的哀愁……中国读者的阅读能力也就到这个水平，他们向诗歌要求自我原谅、自我撒娇、正面的道德价值、小布尔乔亚情调。

②为了反对这样一种浅薄、庸俗的时代趣味，中国的青年诗人们努力拓展诗歌的写作题材，强化写作力度。但或许是阅读的原因，或许是由于创造力不足，或许是由于思维的群体惯性，时至今日，中国的诗歌形成了一种新的陈词滥调：要么描述石头、马车、麦子、小河；要么描述城堡、宫殿、海伦、玫瑰；贫血的人在大谈刀锋和血；对上帝一无所知的人在呼唤上帝。他们说他们已经“抵达”——抵达了哪儿？他们反复引用里尔克的“挺住意味着一切”——他们为什么要挺住？乡村、自然、往昔、异国、宗教，确有诗意，但那是别人的诗意。

③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在文学写作中扮演着陌生的角色，但当代中国诗人退到远方和过去，并非真能从远方和过去发现诗意，而是发现了那些描述远方和过去的词汇。那些词汇由于被其他诗人反复使用过，因而呈现出一定色泽，其自身就包含着文化和美学的积淀；它们被那些懒惰的、缺乏创造力的家伙们顺手拈来，用进自己的诗歌，而这样的诗歌既不提示生活，也不回应历史，因而完全丧失了活力。我并不是说只有今天的诗人们才如此省力地写下他们的作品释皎然在评价大历年间诗人们的作品时就曾指出：“大历中词人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等以为己有，吾知诗道初丧，正在于此。”

④所谓诗意，当不仅在于使用优美的词汇，表述理想景观。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品品皆出诗意。王维的禅味是诗意，李白的幻象是诗意，杜甫对事物的准确描述是诗意，白居易的自相矛盾是诗意，李贺的生涩别扭也是诗意……总之，诗意是一种使我们超越事物一般状态的感觉；因为有了诗意，我们麻木、散漫、暗淡无光的生命获得再生之力。

⑤诗歌的诗意来自我们对世界、生活的看法，来自我们对诗意的发现。诗人发现事物诗意的一刹那，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人与世界相遇的一刹那，而在相遇的一刹那，灵感降临的一刹那，人和世界都会有所改变，生活因此变得迷人、有光彩、神秘、不可思议。陈子昂发现了“赤丸杀公吏，白刃报私仇”（《感遇》其三十四）的诗意，阿波里奈尔发现了一个走在雾中的罗圈腿农夫的诗意（《秋天》），许多人漠视生活中的诗意是因为他们没有勇气切入生活，触及事物。对他们来说，生活不是此时此刻的存在，而是远方、亿万年时光。他们以为只有物理时空能够给他们距离和词汇，实际上，他们完全不了解他们的心灵。他们应该对着镜子入神地自我观望三分钟，他们会发现镜子里的人他们从未见过。他们误解了诗歌写作，误解了马拉美所说的“语言之花”的意思。马拉美所说的“语言之花”是第二位的，一个诗人必须首先让他的诗歌语言触及那真实的花朵，然后再把它处理成语言之花。诗歌中的真实事物是第一位的。事实上，事物都充满着诗意，无论它们是美的还是丑的，善的还是恶的，明亮的还是昏暗的，只要你发现，只要你抓住，任何事物一经你说出，都会诗意盎然。

（摘编自《关于诗学中的九个问题》）

我的秦腔记忆（节选）

陈忠实

在我最久远的童年记忆里顶快活的事，当数跟着父亲到原上原下的村庄去看戏。

我已记不得从几岁开始跟父亲去看戏，却可以断定是上学以前的事。我记着一个细节，在人头攒动的戏台下，父亲把我架在他的肩上，还从这个肩头换到那个肩头，让我看那些我弄不清人物关系也听不懂唱词的古装戏。可以断定不过五六岁或六七岁，再大他就扛架不起了。我坐在父亲的肩头，在自己都感觉腰腿很不自在的时候，就溜下来，到场外去逛一圈。及至上学念书的寒暑假里，我仍然跟着父亲去看戏，不过不好意思坐父亲的肩膀了。

同样记不得跟父亲在原上原下看过多少场戏了，却可以断定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自己看的戏种叫秦腔。知道秦腔这个剧种称谓，应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离开家乡进西安城念中学以后，我13岁。看了那么多戏，却不知道自己所看的戏是秦腔，似乎于情于理说不通。其实很正常，包括父亲在内的家乡人只说看戏，没有谁会标出剧种秦腔。原上原下固定建筑的戏楼和临时搭建的戏台，只演秦腔，没有秦腔之外的任何一个剧种能登台亮彩，看戏就是看秦腔，戏只有一种秦腔，自然也就不需要累赘地标明剧种了。这种地域性的集体无意识就留给我一个空白，在不知晓秦腔剧种的时候，已经接受秦腔独有的旋律的熏陶了，而且注定终生都难能取代的顽固心理。

在瓦沟里的残雪尚未融尽的古戏楼前，拥集着几乎一律黑色棉袄棉裤的老年壮年和青年男人，还有如我一样不知子丑寅卯的男孩，也是穿过一个冬天开缝露絮的黑色棉袄棉裤，旱烟的气味弥漫不散；伏天“忙罢会”的戏台前，一片或新或旧的草帽遮挡着灼人的阳光，却遮不住一幢幢淌着汗的紫黑色裸膀，汗腥味儿和旱烟味弥漫到村巷里。我在这里接受音乐的熏陶，是震天轰响的大铜锣和酥脆的小铜锣截然迥异的响声，是间接许久才响一声的沉闷的鼓声，更有作为乐团指挥角色的扁鼓密不透风干散利爽的敲击声，板胡是秦腔音乐独有的个性化乐器，二胡永远都是作为板胡的柔软性配乐，恰如夫妻。我起初似乎对这些敲击类和弦索类的乐器的音响没有感觉，跟着父亲看戏不过是逛热闹。记不得是哪一年哪一岁，我跟父亲走到白鹿原顶，听到远处树丛笼罩着的那个村子传来大铜镑和小铜镑的声音，还有板胡和梆子以及扁鼓相间相错的声响，竟然一阵心跳，脚步不自觉地加快了，一种渴盼锣鼓梆子扁鼓板胡二胡交织的旋律冲击的欲望激起了。自然还有唱腔，花脸和黑脸那种能传到二里外的吼唱（无麦克风设备），曾经震得我捂住耳朵，这时也有接受得颇为急切的需要了；白须老生的苍凉和黑须武生的激昂悲壮，在我太浅的阅世情感上铭刻下音符；小生和花旦的洋溢着阳光和花香的唱腔，是我最容易发生共鸣的妙音；还有丑角里的丑汉和丑婆婆，把关中话里最逗人的语言作最恰当的表述，从出台到退场都被满场子的哄笑迎来送走……我后来才意识到，大约就从那一回的那一刻起，秦腔旋律在我并不特殊敏感的乐感神经里，铸成终生难以改易更难替代的戏曲欣赏倾向。

还有一次难泯的记忆。这是“四人帮”倒台不久的事。西安城里那些专业秦腔剧团大约还在观望揣摩文艺政策能放宽到何种程度的时候，关中那些县管的也属专业的秦腔剧团破门一拥而出了，几乎是一种潮涌之势。他们先在本县演出，又到西安城里城外的工厂演出，几乎全是被禁演多年的古装戏。西安郊区的农民赶到周边县城或工厂去看戏，骑自行车看戏的人到傍晚时拥满了道路。我陪着妻子赶过20里外的戏场子。我的父亲和村里那几个老戏友又搭帮结伙去看戏了。到处都能听到这样一句痛快的观感：“这才是戏！”更有幽默表述的感慨：“秦腔到底又姓秦了！”这种痛快的感慨发自一个地域性群体的心怀。“文化大革命”禁绝所有传统剧目的同时，推广10个京剧“样板戏”，关中的专业剧团和乡村的业余演出班子，把京剧“样板戏”改编移植成秦腔演出，我看过，却总觉得不过瘾，多了点什么又缺失了点什么。民间语言表达总是比我生动比我准确：“这是拿关中话唱京剧哩嘛！”还有“秦腔不姓秦了”的调侃。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的经济状况初得改善，便买了电视机，不料竟收不到任何节目，行家说我居住的原坡根下的位置，正好是电视信号传递的阴影区域。我不甘心把电视机当收音机用，又破费买了放像机，买回来一厚摞秦腔名家演出的录像带，不仅我把包括已经谢世的老艺术家的拿手好戏看了个够，我的村子里的老少乡党也都过足了戏瘾，常常要把电视机搬到院子里，才能满足越拥越多的乡党。我后来又买了录音机和秦腔名角经典唱段的磁带，这不仅更方便，重要的是那些经典唱段百听不厌。大约在我写作《白鹿原》的四年间，写得累了需要歇缓一会儿，我便端着茶杯坐到小院里，打开录音机听一段两段，从头到脚、从外到内都是一种无以言说的舒悦。久而久之，连我家东隔壁小卖部的掌柜老太婆都听上了戏瘾，某一天该当放录音机的时候，也许我一时写得兴起忘了时间，老太太隔墙大呼小叫我的名字，问我“今日咋还不放戏？”我便收住笔，赶紧打开录音机。老太太哈哈笑着说她的耳朵每天到这个时候就痒痒了，非听戏不行了……在诸多评说包括批评《白鹿原》的文章里，不止一位评家说到《白鹿原》的语言，似可感受到一缕秦腔弦音。如果这话不是调侃，是真实感受，却是我听秦腔之时完全没有预料得到的潜效能。

我看过、听过不少秦腔名家的演出剧目和唱段，却算不得铁杆戏迷。不说那些追着秦腔名角倾心倾情胜过待爹娘的戏迷，即使像父亲入迷的那样程度，我也自觉不及。我比父亲活得好多了，有机会看那些名家的演出，那些蜚声省内外的老名家和跃上秦腔舞台的耀眼新星，我都有机缘欣赏过他们的独禀的风采。然而，在我久居的日渐繁荣的城市里，有时在梦境，有时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眼前会幻化出旧时储存的一幅幅图景，在刚刚割罢麦子的麦茬地里，一个光着膀子握着鞭子扶着犁把儿吆牛翻耕土地的关中汉子，尽着嗓门吼着秦腔，那声响融进刚刚翻耕过的湿土，也融进正待翻耕的被太阳晒得亮闪闪的麦茬子，融进田边沿坡坎上荆棘杂草丛中，也融进已搭着原顶的太阳的霞光里。还有一幅幻象，一个坐在车辕上赶着骡马往城里送菜的车把式，旁若无人地唱着戏，嗓门一会儿高了，一会儿低了，甚至拉起很难掌握的“彩腔”，在乡村大道上朝城市一路唱过去……

秦人创造了自己的腔儿。

这腔儿无疑最适合秦人的襟怀展示。

黄土在，秦人在，这腔儿便不会息声。

（有删改）

随我一起读

如果说题目是文章的“眼睛”，那么其中的关键字词应该是眼睛的“波光”与“情感”。

本文题目中“记忆”一词，犹如徐志摩《再别康桥》文题中的“再别”，犹如冯至《一个消逝了的山村》文题中的“消逝”，演奏着作者情感的主旋律。

“记忆”贯穿全文：

“我已记不得……我记着一个细节……父亲把我架在他的肩上，还从这个肩头换到那个肩头，让我看那些我弄不清人物关系也听不懂唱词的古装戏”——这是记忆中的叙述。“我起初似乎对这些敲击类和弦索类的乐器的音响没有感觉，跟着父亲看戏不过是逛热闹”——这是记忆中的感受。

这是记忆的“起点”——对“秦腔”的初知。

“记不得是哪一年哪一岁……听到远处树丛笼罩着的那个村子传来大铜锣和小铜锣的声音，还有板胡和梆子以及扁鼓相间相错的声响，竟然一阵心跳，脚步不自觉地加快了，一种渴盼锣鼓梆子扁鼓板胡二胡交织的旋律冲击的欲望潮起了……大约就从那一回的那一刻起，秦腔旋律在我并不特殊敏感的乐感神经里，铸成终生难以改易更难替代的戏曲欣赏倾向。”

这是记忆的“继续”——对“秦腔”的启蒙。

“还有一次难泯的记忆……民间语言表达总是比我生动比我准确：‘这是拿关中话唱京剧哩嘛！’还有‘秦腔不姓秦了’的调侃”“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的经济状况初得改善……听一段两段，从头到脚、从外到内都是一种无以言说的舒悦……非听戏不行了”。

这是记忆的“终点”——对“秦腔”的认知、热爱。

本文作为回忆性文章，行文紧紧围绕着“记忆”两字，有详有略，有描写有记叙，有介绍说明，有阐发议论。

作者调用了多种手法写“记忆”，尤其是记叙中那些看似不经意的议论，如“点睛”之笔，给读者以启发。

如：“这种地域性的集体无意识就留给我一个空白……而且注定终生都难能取代的顽固心理。”又如：“这种痛快的感慨发自一个地域性群体的心怀……多了点什么又缺失了点什么。”

作者在调用多种手法写“记忆”后，又再现了行文时的“联想”与“想象”。

文章第7段中“眼前会幻化出旧时储存的一幅幅图景”，成了文章中“记忆”的最后定格：“一个光着膀子握着鞭子扶着犁把儿吆牛翻耕土地的关中汉子”“一个坐在车辕上赶着骡马往城里送菜的车把式”。似乎是在描述场景，又似乎是在描绘作者自己。

这就是“秦人”，这就是“秦腔”，这就是“我”。

文章结尾三段，独句成段，融入了抒情、议论，总结全文，写出了作者对秦腔的深刻感悟。

读思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