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中的商务印书馆诞生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是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产物。如果不是近现代中西文化的交往，如果不是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对广大中国士人形成巨大的思想冲击，如果不是戊戌变法失败，一大批士人流落民间，就不会有商务印书馆，也就不会有中国的近现代出版业。同样，如果不是商务印书馆中的一批文化人有意识地扶持和推动当时的各种文化思潮，有意识地出版各种思想文化出版物，中国的近现代文化探索，无疑也要逊色得多。翻阅商务印书馆的馆史资料，人们会注意到，差不多所有第一流的现代学者，都与商务印书馆打过交道，如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严复、蔡元培、胡适、陈寅恪、钱穆等，甚至一些重要的政界人物，如盛宣怀、孙中山、汪精卫、陈独秀等，也与商务印书馆有密切的交往关系。同样，影响近现代中国学术文化的许多重要著作、重要刊物，也都是由商务印书馆组织出版、发行的，如严（复）译名著、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金岳霖的《论道》、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钱穆的《国史大纲》、熊十力的《新唯识论》等。因此，一部商务印书馆的历史，从一个侧面能够反映出中国思想文化的近现代历史。

——摘编自杨扬《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

材料一：中华文明的起源不能算是最早的，但是唯一的从未中断过的文明。……中华文明的组成，既包括定居于黄河、长江流域的较早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华夏文明，也包括若干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少数民族文明。它的演进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不同地域的文明以及不同民族的文明，在交往过程中整合为一体的过程。……此后虽然历经战乱与分裂，不断有新的文明元素加入进来，但没有任何一种文明的分支分裂出去，所以这个大格局始终保持着它的完整性而没有打破。

——摘自严文明《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宋代的毕弄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术。15世纪40年代，德国工匠谷登堡在中国活字印刷和油墨技术的基础上，创造出了金属活字排版印刷，并把造酒用的压榨机改装成了印刷机，代替了纯粹的手工操作，从而提高了质量和效率，使得文字信息的机械化生产和大量复制成为可能。谷登堡的印刷术标志着印刷时代的新纪元。1455年，谷登堡用他的活字印刷方法印刷了第一批拉丁文《圣经》，这个事件标志着西方进入了一个信息迅速、廉价传播的时代。

——摘编自《外国新闻史名词解释》

材料一 雕版印书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五代后期已经相当普及，主要表现为：民间刻书规模日益扩大、刻书门类广泛，但都是有关佛经、字书、历书之类社会杂书，而没有正统(官修)经典、正史书籍。那时国子监科考都是用的抄写本，将儒家经典雕刻在石头上，供人们阅读、传抄、拓印和校正。至后唐长兴三年二月，政府批准中书门下关于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版的奏请。 “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仔细看读，后各部随帙刻印，广颁天下，如诸色人等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雕版刻印儒家经典，也是政府对印刷术的第一次利用。

—摘编自王志国《五代国子监刻书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材料二 初兴于唐、五代的雕版印刷，终于在两宋之世大放异彩，迎来了中国雕版印刷业的黄金时期。宋代文豪苏轼曾云： “余尤见老儒先生， 自言其少时，欲求《汉书》 《史记》而不可得，皆手自书，日夜诵读，唯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 日转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宋代形成了政府出版、私家出版、书坊出版三大出版系统，共同构建起了全社会普遍的出版意识。宋代出版业既包括文本的出版，也包括生产要素、生产资源配置及生产技术等内容。如纸张、墨、书法、刻工、雕刻技术、印刷技术、作坊生产流程、书价、图书发行、版权保护、图书广告等。图书的普遍生产、流通与阅读成为整个社会一种共同的“文化存在”或“文化空间”。

—摘编自田建平《宋代书籍出版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