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更确信应及早缔结对日和约。1951年3月，美国将对日和约草案提交给远东委员会各成员国讨论，遭到苏联和中国的强烈谴责与反对。苏联提出，对日和约准备工作应由美、英、苏、中四国外长会议承担。但美国并没有予以理会。英国倾向于严惩和限制日本。经美英互相让步和妥协后，6月19日，英美双方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草案，对双方有争议的三个重点问题做了如下安排：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国民党政权都不参加对日和约的签署，由日本在和约签署后自行选择同哪方缔约；日本放弃对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主权，但和约本身将不决定这些岛屿的归属；同意日本以劳务赔偿的方式进行战争赔。

9月5日，旧金山和会的正式会议开始后，大会议程按照美国的设想进行，最终于9月8日举行了《旧金山和约》签字仪式。

——摘编自俞力莎《东亚争端的缘起：旧金山和约》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旧金山条约》签订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旧金山条约》的影响。

——据《国条约集》等整理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美国远东政策的变化。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美国远东政策变化的影响。

——据《国条约集》等整理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美国远东政策的变化。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美国远东政策变化的影响。

材料一 1956年6月，艾森豪威尔指出，“美国应该考虑树立沙特国王作为一个其声望足以抵消纳赛尔的人物”“与埃及的政治反对派建立联系并谨慎地加以鼓励”，美国希望“在近东和非洲限制埃及的影响和行动，并在埃及国内削弱纳赛尔政权”。

——摘编自兰岚《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中东政策——从欧米加计划到艾森豪威尔主义的诞生》

材料二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于1957年1月5日向美国国会提交了多次修改的美国政府中东政策特别咨文即艾森豪威尔主义。这篇咨文强调了中东地区的地理位置和石油资源对自由世界的重要性。失去中东将使自由世界处于危险的境地。咨文要求国会“授权总统为了保卫中东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可以使用美国武装部队，并在1958和1959两个财政年度里可以分别自由支配2亿美元用于对中东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摘编自杜军《从杜勒斯计划到艾森豪威尔主义——艾森豪威尔政府中东政策的转变》

材料一  在讨论世界历史的变迁时，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所谓“合力理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合力理论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动力、因素相互作用的一种生动描述。

——摘编自宋伟《世界政治变迁的根本动力与作用机制》

材料二  正如俞正梁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美、欧、日三足鼎立之势业已形成；欧、美、亚三大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也正在逐步取代战后美国经济独霸世界的时代”。此外，因为经济全球化一方面可以加大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风险，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大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机会，由此导致现有的经济大国之间的实力地位跌宕起伏、此消彼长，并有可能使原来已有一定实力的准大国一跃升为新的世界经济大国。多年来，第三世界国家通过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等集体斗争方式不断为变革旧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而不懈努力着；欧盟、日本等国纷纷在联合国改革、世界新秩序构建等方面做出了新的努力和构想；中国、俄罗斯以及印度、巴西、东盟、非盟和阿盟等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国际组织，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经常在一些重要的国际场合上提出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以及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的口号。目前，世界上有220多个国冢和地区，有2000多个民族，它们在历史传统、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各不相同。这些种类繁杂的全球问题如果是由一个或少数几个国家主宰，根本无法得到很好的解决，迫切需要世界各种政治力量通力协作，共同协商解决。

——摘编自李德俊 毛和荣《试析冷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走向及动因》

材料一  白银输出既是当时欧洲社会的经济形势所迫，又是人民大众的需要。

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一）西欧能以充足的贵金属白银货币向东欧购买食粮，弥补了西欧的不足。以东欧的粮食养西欧的工业，为日后欧洲整个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二）欧洲的经济生活历来与东方关系密切，如果没有美洲的白银，欧洲就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持他们继续大力从事东方和世界贸易的可能。（三）尽管欧洲从美洲获得最大量的金银，但其生产能力未能与人口和货币量同步增长。当时市场的商品还是不足，不能消化这许多贵金属货币，于是不得不以其所得的40%以上的白银外溢。而中国吸纳了世界白银的半数后市场稳定如故。

由此使人得出这样的认识：16~17世纪欧洲的“价格革命”表明当时欧洲还不可能成为世界白银旋流的中心或世界经济体系中心而只是边缘地区。

——摘编自薛国中《美洲白银与欧洲价格革命》

材料二 就英国方面来看，19世纪40年代，随着工业革命在英国的完成，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工业资本统治阶段。由于这一时期，英国国内资本主义商品生产高速发展，大工厂产品极大丰富，并且已经大大超过国内市场的容量，它要求有广阔的市场以推销英国大工厂产品，要求有充足的原料供应以便不断地扩大再生产。……英国的毛纺织业冶金业等也都希望在印度扩大其工业品的销售市场。而只有在国外办大工厂的情况下，这些产品才有市场……

还有，随着近代工厂制度在英国确立，一些英国商人看到从英国输入设备和先进技术在印度建立近代大工业，可以利用印度本地廉价的劳动力、原料和土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正如马克思1853年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所说：“工业巨头们发现，使印度变成一个生产国对他们有很大的好处。”总之，英国向印度移植大工业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工业资本主义阶段的新要求，其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

——摘编自丁新艳《英国殖民统治与印度近代工业化》

材料三 共同的问题、共同的命运已经是国际社会中不争的事实，即便是冷战时期的两个超级大国也承认，它们在相助怪癖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负责任大国行为的一个核心要素就是认识到共同问题的存在，并承认这些问题需要采取集体行动来应对，因为摆在人类面前的是唇齿相依的命运。共同命运要求人们转向共同安全原则，即从“对抗型安全”转向“共生型安全”。长期以来，人们对安全的理解是基于“对抗”的原则，而只有在“联盟”或“自愿结盟”中“安全”才被赋予“共生”的意味。然而，在气候变化、生物和数字病毒、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太空运陨石及全球经济等共同威胁面前，“对抗型安全”几乎毫无意义。

——摘编自[英]巴里·布赞、[英]乔治·劳森著《全球转型：历史、现代性与国际关系的形成》

表1作为直接论据，可用来探究的论题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