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我国传统科学思想的特点在秦汉时已相当明显。为了建立与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秩序，要求知识与技术为国家服务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在我国古代，凡是与农业关系密切的知识技能都占有明显优势，编制历法、授民以时是农业社会的头等大事。…“西方科学向来是强调实体（如原子、分子、基本粒子、生物分子等），而中国的自然观则以‘关系’为基础，因而是以关于物理世界的更为‘有组织的’观，点为基础”。…天文学家“只不过是皇帝的文职公仆而已”，“而文化更低、更下一层的技师和工匠也无疑同样具有这种官僚性质”。

材料二：有宋一代，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愈加巩固。而自唐中叶以来，土地国有制度（均田制）瓦解，庶族地主经济及小自耕农经济不断壮大，土地买卖相当自由，各种交流活动日益频繁，这些因素直接间接地促进了与农业有关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宋代理学思想盛行，辩论成风。所谓“穷理”、所谓“格物致知”，也鼓励了相关知识的探究与体系化。科举推行贡举，取士不问门第，即便出身低微，士人的发明创造也有了更多机会被注意到。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肖巍《科学：思想史、方法论与社会学》

材料一   在进行活字印刷的过程中，排版是很费工费时的，只有印大量书籍时才能体现出其优越性。在雕版和活字两种印刷方式并存的发展过程中，古人更偏向于旧的、传统的印刷方式。古人对活字印刷的优势虽说不是视而不见，但终究不愿费心费力去钻研、去创新。再加上封建社会等级地位森严，能够读书识字的只是一些封建贵族及其子弟，广大劳动人民基本上处于文盲状态，对书籍的需求量少。……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大都不太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把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视为雕虫小技，这就使活字印刷术的普及和发展受到了很大限制。

——摘编自张松顷《论活字印刷术之未成为我国古代图书制作方式主流的原因》等

材料二   晚清是中国出版史上的重要变革与转型时期，呈现出与古代出版截然不同的新面貌。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印刷术陆续传入国内，中国的印刷技术因此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图书出版业的印刷生产力。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编辑和发行从印刷中分离了出来，出版机构的部门设置也开始按照编辑、印制、发行流程，逐渐走向细化。晚清以前，历代政府均缺乏对出版业的法制化、规范化的管理，进入晚清以后，随着西方出版观念的传入和新式出版业的迅速发展，清政府迫于形势，开始制定颁布一系列专业法规，政府的出版管理开始走向法制化、规范化。……与中国的传统出版事业不同，身处变革之中的出版业以“救亡图存”“与时俱进”为第一要义，为晚清社会的发展与变革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深刻地影响了晚清社会的发展进程，推动着社会的进步。

——摘编自肖东发等《论晚清出版史的近代化变革与转型》等

材料一  从科技档案的外在发展角度看，宋代的科技档案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两宋时期达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巅峰状态。宋元时期重要的科技档案，基本以农业档案、医学档案、天文学档案、数学档案、地理地图档案、水文档案、手工业档案、建筑工程档案等八个门类作为基本体系。从科技档案的载录形式看，宋代的科技档案有很大一部分是以文书档案的形式出现的，其中以奏议类档案最为繁多。

——摘编自高雪华、王云庆《宋代科技档案的特点》

材料二  1962年2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在广州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制定了《十年科学发展规划(1963-1972年)》(以下简称《规划》)。《规划》颁布后，中国的科学工作者利用苏联提供的关于研究性反应堆、核燃料工厂以及试验场设计方面的初步资料和从国外公开的文献中获得的初步知识，开始了自己的独立探索。《规划》吸取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全面赶超”的教训，对于20世纪50年代的“全面赶超”做了一定程度的调整。早在1958年，《人民日报》就发表评论：“只重视发明创造、不重视推广的现象，以及只埋头钻研，不重视吸取别人的先进经验的现象，还相当普遍。”就这些问题，《规划》采取措施加以解决，比如鼓励研究机构自己办车间、办工厂。

——摘编自崔永华《当代中国重大科技规划制定与实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