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梁启超主张改变那种仅从旧史记载中搜寻史料的习惯，打破正史修史过程中对史料的搜寻劣习，充分吸收地质学、考古学、人种学、语言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畴昔不认为史迹者，今则认之，畴昔认为史迹者，今则不认，举从前弃置散佚之迹，钧稽而比观之，其夙所因袭者，则重加鉴别，以估定其价值，如此则史学立于真的基础之上，而推论之功，乃不至于枉施也。”“得史料之途径，不外两种：一曰在文字记录以外者，二曰在文字记录者……文字记载以外者，又可略分为三类：曰现存之史迹，曰传述之口碑，曰遗下之古物。”治学者应该将文字记录以外的史料和文字记录的史料二者结合使用，不可偏废。 

——摘编自周妤、王梅兰《梁启超史料观初探》

材料二：李大钊提出：“史学家固宜努力以求记述历史的整理，同时亦不可不努力于历史理论的研求。”历史理论是从历史事实中提炼归纳出来的。史学家必须“下一番功夫去作特殊事实的研究”，“才能作历史理论的基础”。通过考证而获得的事实，实为一般理论的研究必要的材料。必个个事实的考察，比较充分施行，而后关于普遍的理法的发现，始能比较得明确。有确实基础的一般理论，必于特殊事实的研究、有充分的准备始能构成。史实收集得不充分，考订得不确实，整理得不全面，有确实基础的一般理论的形成、发展是不可能的。 

——摘编自沙健孙《李大钊史学思想述论》

材料：陈望道（1891—1977），浙江义乌人。1915年起赴日本留学，先后在东洋大学、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学习文学、哲学、法律等。在日留学期间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逐渐了解、熟悉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回国后，经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使他进一步认识到“不进行制度的根本变革，一切改良措施都是徒劳无益的”。1920年2月，在浙江义乌的一间柴房里，他根据日文版同时与英文版相互对照翻译《共产党宣言》，于4月下旬完成译稿。

《共产党宣言》出版后，立即受到工人阶级和先进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反响极为强烈，初版印了千余本很快销售一空。此后，《共产党宣言》经过多次重印，到1926年5月已经是第17版了。1936年，毛泽东同志在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说：“有三本书对我的影响很大，深刻铭记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到了1920年的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或者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其中就有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从此以后，这本中文版全译本的《共产党宣言》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

——摘编自梁凉《陈望道：〈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翻译者》

材料：范文澜（1893年-1969年），浙江绍兴人，自小精读四书五经等古典著作，大学期间接受了严格的国学研究训练。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对范文澜的触动很深，开始由不问世事的学者转变为革命者，把个人的学术生涯逐渐与国家民族命运联系起来。在革命活动中，范文澜深入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在长期关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史学研究。在《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中，指出中国的历史“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男女劳动人民长期共同创造的成果”。他肯定了劳动人民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的作用，提出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范文澜运用阶级斗争学说分析历史事件，同时他又反对阶级斗争理论的教条化。

——摘编自林绪武《范文澜中国通史研究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