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指《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宣言中所举诸项,如放弃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取消苏区与红军,皆为集中力量,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自无不开诚接纳,成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
——引自《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1937年9月23日)
材料二 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由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一跃成为中国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与此同时,重庆还是国共合作的政治舞台、抗日运动的中心。中国战区的建立,使重庆与伦敦、莫斯科、华盛顿等城市一样,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指挥中心,也由此获得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选编自何一民《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城市发展变迁研究》
材料三 在1938年,地处长江三峡的宜昌,由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指挥船队,胃着日军的炮火和飞机轰炸,抢运战时物资和人员入川,从而保存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命脉。最早将“宜昌大撤退”比作“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是婴阳初,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依靠一个国家的力量,由一个军事部门指挥完成。宜昌大撤退则完全依靠的是民生公司和宜昌的民众。此、他说、“这是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在中外战争史上,这样的撤退只此一例,“
-朱复胜《卢作孚与东方“敦刻尔克大撤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