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阅读下面课文节选部分,完成小题。
种子达人
2000年,钟扬辞去武汉植物所的工作来到复旦大学,经佐琴成为他的行政秘书、后勤主管。
那年5月钟扬报到时,学校还没有过渡房。经佐琴临时给他找了一个系里别的老师提供的毛坯房,当经佐琴愧疚地和钟扬沟通此事时,没想到他毫无怨言接受了这个连煤气、热水器都没有的房子,洗着冷水澡住了半年。
十几年过去了,钟扬和家人的住房仍没有太大改善,只是从毛坯房搬进了一套仅有几十平方米的小屋。
这和光鲜亮丽的上海形成了强烈对比,和他后来担任的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常务副院长、研究生院院长的职位也产生了巨大反差。
为了供孩子上学,钟扬夫妻把唯一的房产卖了,如今的住所是岳父岳母的房子。这个小屋紧挨着一片工地,却住着钟扬一家四口和他的岳父岳母。
尽管钟扬对生活品质不讲究,但对于“种子”却一点也不将就。为了自己的“种子事业”,他的足迹延伸到了植物学家的“无人区”——西藏。
从他到复旦大学的第二年,钟扬就开始主动到西藏采集种子。2009年,钟扬正式成为中组部援藏干部。据统计,在这十几年间,他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4000万颗种子,占到了西藏特有植物的1/5。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钟扬要收集种子?
“一个基因能够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能够造福万千苍生。青藏高原这个占我国领土面积1/7的地区,植物种类占到了1/3。有些地方甚至100年来无人涉足,植物资源被严重低估。”钟扬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这样介绍。
他深扎在此,努力为人类建一个来自世界屋脊的“种子方舟”。
对钟扬来说,采种子是一件乐事。“作为一个植物学家,我最喜欢的植物是蒲公英,如果发现它开花并且结了种子,我会用手抓一把,一摊开里面一般有200颗。我最讨厌的植物是什么呢?椰子。那么大一颗,8000颗的样本数量,我们需要两卡车把它们拉回来。”钟扬调侃道。
然而,在西藏采集种子更多的是随时出现的高原反应和长时间的体力透支。而钟扬却背着他经典的黑色双肩包,穿着磨白了的“29块钱的牛仔裤”,戴着一顶晒变色的宽檐帽,迈着长期痛风的腿在青藏高原上刷新一个植物学家的极限,连藏族同事都称他为“钟大胆”。
对于钟扬的博士生、西藏大学理学院教授拉琼来说:“每次和钟老师采种子都是惊险和惊喜并存。”
“那次,我和扎西次仁(钟扬在西藏的首位植物学博士——记者注)跟着钟老师去采集高山雪莲。我们从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出发向更高的山地挺进时,钟老师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头痛欲裂、呼吸急促、全身无力,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拉琼回忆。
大家都建议钟扬待在帐篷里,而他却说:“我最清楚植物的情况,我不去的话,你们更难找。你们能爬,我也能爬。”最终,钟扬带着学生在海拔6000多米的珠峰北坡采集到了,被认为是世界上生长在海拔最高处的种子植物——鼠麴雪兔子,也攀登到了中国植物学家采样的最高点。
如今,这些种子静静地沉睡在一个又一个玻璃罐头里,等待着有一天,改变人类的命运。按钟扬的话说,也许那个时候,胖胖的钟教授已经不在了,但是他期待着它们可以派上用场。
……
生命延续
2017年5月的一场讲座中,钟扬曾介绍自己实验室里研究过一种“长寿基因”。他们使用生命期5~7天的线虫作为实验对象,当某种基因被敲除后,线虫寿命可增加5~7倍。
有人问,只要敲除一个基因,人是否可以更长寿。钟扬回答:“这个基因主管生殖,要想长寿必须在一出生就去除掉,意味着你将终身无法生育”。对于钟扬这样的植物学家来说,生命的长短成为了藏在基因里的密码。
但对于他个人来讲,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或许在与千千万万种生命打交道的过程中,钟扬已经有了答案。
“在一个适宜生物生存与发展的良好环境中,不乏各种各样的成功者,它们造就了生命的辉煌。然而,生命的高度绝不只是一种形式。当一个物种要拓展其疆域而必须迎接恶劣环境挑战的时候,总是需要一些先锋者牺牲个体的优势,以换取整个群体乃至物种新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换言之,先锋者为成功者奠定了基础,它们在生命的高度上应该是一致的。”在2012年7月6日复旦大学的校刊上,钟扬发表的《生命的高度》一文这样写道。
在探寻生命的边界时,他甘愿成为一个先锋者。
钟扬的身体条件是不适合长期在高原工作的。2015年,钟扬突发脑溢血,对常人来说,这应是一次生命的警告,钟扬却把它理解成工作倒计时的闹钟。
“他有一种想把时间抢回来的劲头。”拉琼回忆道,病好以后,大家都以为原本忙碌的钟老师可以调整一下超负荷的生活节奏,“收敛一点”。没想到的是,他变得更加拼命了。
拉琼展示了钟扬2017年6月24日的行程安排:上午到拉萨贡嘎机场,下午3点半参加西藏大学博士生答辩会,5点跟藏大同事和研究生处理各种学科建设和研究生论文等事情,晚11点回到宿舍网上评阅国家基金委各申请书,凌晨1点开始处理邮件,凌晨两点上床睡觉,清晨4点起床,4点半赶往墨脱进行野外科学考察。
钟扬未完成的愿望很多,他希望继续收集青藏高原的种子资料,希望帮助西藏大学学科建设不断提高,希望培养出更多扎根高原的植物学人才……
脑溢血之后,医生、亲友、同事都劝钟扬不要再去西藏,说他简直是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而他第三次向组织递交了继续担任援藏干部的申请书,成为第八批援藏干部。
“再次进藏时,我明显感觉到他的身体大不如前,连上车和下车都特别吃力。但他总说‘没事,我很好’。他对我说,自己的时间太短了,必须这样。”拉琼说。
2017年9月25日,钟扬忙碌的行程在“出差赴内蒙古城川民族干部学院作报告‘干部创新能力与思维的培养’”之后戛然而止。
而在他双肩背包的很多张小纸条中,他的工作依然很满——
9月26日,他将回到复旦大学上党课,带大家学习科学家黄大年的先进事迹;
9月28日,他将来到拉萨,参加29日的西藏大学生态学一流学科建设推进会;
之后,他将完成和拉琼参与创办的西藏植物学期刊的创刊文章;和杨亚军一起完成关于“生物样本库的伦理问题和管理政策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招标;继续英文科普书籍《不凡的物种》的翻译工作……
未来,他还希望在成都或上海建立青藏高原研究院,让上海的红树林实现自由生长,让更多的中小学生通过科学课程提高科学思维,让更多的学生致力于青藏高原的种子事业……
“任何生命都有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而我们采集的种子,也许会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到那时,不知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对于生命的意义,钟扬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