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周朝已开始出现“小行人、象胥、掌客、怀方氏”等具有周边民族事务管理性质的官职，秦朝正式在中央设置管理民族事务的“典客”。汉承秦制，汉武帝时期设置属国都尉，具体管辖归附及内属的边疆民族。唐朝边疆民族的首领可管理府州的具体事务，但需向唐王朝缴纳贡赋，统于唐王朝的中央政府。此外唐王朝还在边睡地区发展屯田、开辟互市贸易、妥善安排边疆民族子弟学习。元朝在吐蕃采取“政教合一”政策，在中央设置管理吐蕃事务的帝师和宣政院机构；在元朝兴起之地漠北，设岭北行省，基本行政单位仍是蒙古传统建制，并部署军队，戍守的同时进行屯田。明朝靠近内地的少数民族统治区减少，明政府直接控制、委派流官的地区增加。清朝在边疆全面推行郡县制和修订相关法规，强化边陲管理的同时，还鼓励内地百姓外迁至边疆谋生与开垦。

——摘编自谷家荣罗明军《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历谱识认》

材料二

19世纪以后，清政府将更多的精力用于维持衰退中的国内政治、经济体系，保卫边疆安全的能力逐渐低落，导致面临深刻的边疆危机。对此，清政府通过推行一系列边疆内地一体化政策来“昭示主权”，比如在新疆、台湾等边疆地区设省。日渐减少的财政收入使得清政府内部出现了“海防”和“塞防”之争，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海防大门之后，面临着海疆危机，传统的边疆观不得不进行转变，清政府开始筹办近代海军。但是这些迫于外部压力之下的政策转变，忽略了边疆地区的实际情况，清末边疆政策的失误也非常明显。

——摘编自施润棋《清末我国边疆治理政策研究》

材料一：10～13世纪，中原汉族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叔均自我认同为“中国”，“中国”这一美称极具魅力和吸引力，不仅成为汉族及其政秘引以为豪的自称，也成为少数民族及其政权所向往的对象。正是这一魅力，才使各个民族和政权逐步凝聚到“中国”这一旗帜之下，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

——摘编自赵永春、王观《10—13世纪民族政权对峙时期的“中国”认同》

材料二：由边疆民族创造的、到清代成熟的多元宗教和双重治理体制，有效地解决了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并存共生问题，并最终将农耕民族视野之外的广袤边疆，从草原、戈壁滩到高原森林，统统列入中国的版图。

——摘编自许纪霖《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

清朝与“大一统”

材料一

雍正皇帝认为，“天下一家，万物一源，如何又有中华、夷狄之分？ ……九州四海之广，中华处百之一，其处东西南朔，同在天覆地载之中者，即是一理一气，岂中华与夷狄有两个天地乎？”“夫中外者，地所划之境也。上下者，天所定之分也。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虽然有满汉之名，但“夫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并非中外之分别也”。

材料二

美国历史学家何炳棣在1967年发表《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提出清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清朝对中国的重要性首先就表现在实现了全国的统一，给中国留下辽阔的疆域。

在清代诸多碑刻及匾额中，清朝特别撰写汉、满、藏、蒙、“回”五种文字，或者其中的两种、三种、四种或五种。如清代漠南蒙古地区规模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和活动中心汇宗寺立有镌刻满、蒙、汉、藏四种文体的碑铭。避暑山庄的正门——丽正门的正上方镶有乾隆皇帝用汉、满、蒙、“回”、藏五种文字题写的“丽正门”石质匾额。康熙、乾隆年间，清朝先后颁布《满蒙文鉴》《两体清文鉴》《三体清文鉴》《四体清文鉴》《五体清文鉴》。宣统三年（1911年）年底，清帝逊位诏书中明载“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义安，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清前期的东北、北部，西部边疆治理遵循“因俗而治”理念，分别设盛京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乌里雅苏台将军、伊犁将军的军管行政体制及驻藏大臣、青海办事大臣的特殊行政体制。到晚清时期，清政府率先在新疆实施建省，确立新疆与内地一致的省府州县行政体制。此后，东南海疆的台湾和东北原来将军辖地分别建立行省。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陈跃《论中国古代“大一统”内涵的发展演变》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清朝对“大一统”作出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