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民权运动初期，黑人以法律诉讼捍卫权利。1948年，法院裁定“应允许黑人进入各州立大学”；1950年，裁定“为黑人学生单独开办的黑人班不平等”；1954年裁定“教育上的种族隔离违反了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1962年，沃尔瑟阿的黑人要求开办一所黑人选民登记学校，这遭到了当地选举机构与警局的恶意阻止，两位黑人青年的静坐抗议也遭到了警察的逮捕，这激起了麦肯布城举行了一次更大规模的群众集会。

——摘编自李楠《布朗案判决与美国黑人受教育权的演变》

材料二：

材料三：美国国会于1964年通过了公民权利法案。禁止在公共场所实行任何形式的隔离与歧视。禁止私营雇主和任何雇佣单位、团体因种族、肤色、宗教信仰、民族和性别的缘故歧视申请就业者。其中“性别”两字是众议院对民权法激烈辩论两周之后，民主党议员霍华德·史密斯提出一项修正案时加进去的。《民权法》通过后，约翰逊总统任命五人组成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来监督《民权法》的实施情况。1965年通过的选举法则规定：在任何联邦、州或地方选举中任何公民的选举权都不得由于未能符合州内的测试或其他要求而被否认。

——摘编自乔安妮·格兰特《美国黑人斗争史》

材料一：虽然历史上偶有像希腊城邦政治时政府向民众派发免费剧院入场券、中国封建社会时朝廷开仓放粮赈济灾民这类社会福利或社会救济行为，但这些救济都不能发展为长期的社会保障。这一状况在工业化后的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改变。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通过《社会保障法》等一系列法令，建立福利制度。1945年英国工党上台执政后，将一系列的社会保障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英国模式被西欧其他国家纷纷效仿。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各国福利项目覆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福利国家发展到顶峰。

——摘编自李懋君《欧洲福利国家的产生及其困境探析》

材料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社会保障的要求不再局限在国家范围内，也扩展到全球社会。物质需要的降低和社会风险的扩大，使得人们关注的焦点不再是财富分配和社会公平问题，而转变为关注怎样才能有效规避风险。基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福利国家的改革过于强调个人责任、削弱个人权利的考虑，20世纪90年代，“第三条道路”福利思想应运而生。“第三条道路”理论由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提出，并成为布莱尔政府的执政纲领。德国总理施罗德、法国总理诺斯潘、瑞典的佩尔松和丹麦的拉斯姆森都成为“第三条道路”忠实的支持者，他们都倡导以“积极福利”概念为核心的福利社会，主张“无责任即无权利”。

——摘编自赵浩华《欧洲福利国家制度变迁研究》

材料一：社会福利活动的范围在20世纪中期——1940年代和1950年代——取得了标志性的重大扩展，而这一增长的主成分，至少在开支方面，是前几十年社会保险工作苦心经营的结果。简言之，这些计划一开始，收入保障之基本计划—一退休、失业和工伤—一的范围和覆盖率就逐步持续上升，为越来越多的人口提供保护，同时也占用了越来越多的预算。随着时光的流逝，那些原先设计为解决狭隘条件下和特定人群的计划被放宽限制、修订并拓展到覆盖全民。与此同时，最初设定为接近最低生存标准线的援助水平也被放宽到符合主流社会之合理标准的水平。

——Neil Gilbert，Paul Terrell著《社会福利政策导论》

材料二：早在1990年，欧共体12国在养老金和医疗保健方面的亏空就达7.5万亿欧洲货币单位，相当于同年欧共体国内生产总值的145%。1995年，法国社会保障总赤字达1200亿法郎。瑞典政府1994年的财政赤字为1900亿克朗。社会保障状况一直较好的德国从1995年起也出现了医疗保障赤字。欧洲各国向人们提供的高标准的福利是通过向企业和个人征税维持的，因此也就给企业造成了沉重负担，导致其竞争力下降，使欧洲难以和美国、日本及东南亚地区竞争。福利国家开始违背其本来目标，一些人看到，多工作并不能使生活改善多少，甚至还不如领取补助和失业金合算。近些年来，欧洲国家的失业率居高不下，许多国家的失业率都在两位数以上。……由于生活稳定和医疗水平的提高，欧盟成员国人均寿命从二战结束后的66岁上升到50年后的76岁，这就意味着个人平均领取养老金的时间增加了10年，平均享受医疗照顾的时间也相应多出十年。

——钱宁《现代社会福利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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